中国卫生支出三十年的影响因素分析.docxVIP

中国卫生支出三十年的影响因素分析 1 卫生总费用的结构变化不合理 现在，世界各国的卫生成本迅速增加，中国也不例外。2010 年, 按当年价格, 中国GDP是1978 年的110 倍, 卫生总费用却是1978 年的180 倍。期间, 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从3% 升至5% 。按可比价格调整后, 尽管卫生费用和GDP的增长速度都相应放缓, 但增长趋势却没有改变, 并且卫生费用增长明显快于GDP增长。 在卫生总费用和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稳步上升的同时, 有两个现象特别引人注意。一是, 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并不高, 2010 年的最高值5% 不仅远低于OECD国家9% 的平均水平 ( Joa-quim, 2006) , 也仅是刚刚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发展中国家5% 的基本标准。二是, 卫生总费用的结构变化不合理, 如图1 所示。突出表现在, 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个人卫生支出比重却急速攀升。政府预算比例由1978 年的32% 降到2010 年的29% , 社会卫生支出也从47% 降到36% , 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却从20% 陡升至35% 。换句话说, 中国卫生总费用的增加过程, 是以政府支出降低、社会支出减少、个人支出被迫提高来实现的。即使统一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口径, 中国公共卫生支出比重也远低于中低收入与低收入国家, 更低于高收入与中高收入国家 ( WHO, 2006) 。卫生支出已成为中国居民个人继家庭食品、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 如何解释中国卫生支出近30 年来的快速增长, 如何认识卫生总费用与GDP之间的关系, 如何看待中国卫生总费用不合理的结构变化? 围绕这些问题, 作者会在卫生费用增长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构建模型框架和因素分解方法, 并采用中国具体数据对其进行回答。 2 医疗技术进步、诱导需求是费用走势的基本动因 卫生总费用通常由卫生支出年龄曲线和人口数之积决定, 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以往, 学者们多从供给层面解释, 认为医疗技术进步和诱导需求是费用上涨的基本动因 ( Newhouse, 1970;Carlisen, 1998;Sorenson, 1999) 。近年来, 学者们开始从需求层面考察, 收入增长、人口结构和疾病模式转变等逐渐被纳入研究视野。 2.1 年龄结构相关费用支出:单次重大消费时间 年龄结构 (尤其指老龄化、预期寿命延长) 通常被认为是导致近年来发达国家卫生支出费用上涨的关键因素。卫生支出与年龄间的正向线性关系被大量研究 ( Koopmanschap, 1994; Harrison, 1997; Meerding, 1998) 。国家和地区层次的经验数据也显示, 卫生支出年龄曲线与死亡率年龄曲线极其类似, 均呈“J”字型;在少儿年龄段偏高, 随后减少, 在成年阶段低且平稳;到老年阶段开始快速上升, 至高龄阶段又稍有下降 (OECD, 1998;Gaag and Preker, 1998;Cichon, 1999;Westerhout, 2005) 。卫生支出年龄曲线的这种“J”字形态, 结合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 很多研究得出年龄结构变化引发卫生支出增长的结论。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蔡善荣等 (2001) 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对29 个国家的卫生经济资料进行研究, 认为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我国人均卫生费用的增长是必然的。黄成礼 (2004) 利用增长因子法预测人口老龄化对卫生费用的影响逐渐增加, 每年将维持在1% - 2% 之间, 并将在2030 - 2040 年达到峰值。 但随着各国公共政策部门对卫生费用预测的重视和对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研究的深入, 人口老龄化引发卫生支出上涨的观点开始遭到严重质疑, Reinhardt (2003) 甚至指出老龄化与卫生费用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似是而非的。由于年龄不再是衡量卫生支出的可靠指标, 单纯地建立在分年龄、性别卫生支出曲线和人口数量上的费用预测也是失效的。概括来说,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把研究焦点放在了生命历程最后几年的费用支出上。Fries (1980) 最早提出,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发病率压缩在死亡前的最后几年, 卫生费用也主要集中在这几年。随后一系列研究进一步发现:卫生支出随老年人口年龄上升, 仅仅是因为与死亡相关的费用高昂 (Death - related Costs) , 而这些费用又恰好出现在生命历程的最后几年 (Lubitz, 1993;Stearns, 2004;Aprile, 2006) 。国家和区域间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这种论断。美国1976 年的数据表明, 还能存活一年人群的平均卫生支出是还能存活两年人群的6. 6 倍 (Lubitz, 1984) ;Riley (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