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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的起源与流变 中华文明的伟大不可逾越，而持续了数千年。文化之存续, 一赖人传, 一赖字传。人传者, 口传心受也。字传者, 著述立说也。然著述立说, 若不归于文字, 落于笔端, 现于纸上, 则难于致远。遂有仓颉作书、蒙恬制笔、蔡伦造纸, 使中华道统一脉相承也。学说以立, 著述以成, 若束之高阁、秘而不宣, 亦无匡世利俗之功。故知文化当海内流布, 尽人皆知, 方为举世之文明也。而仅依人手抄写, 毕竟不应当世之用, 于此关键之时, 印刷之术应运而生。 自先秦以来, 就有将文字刻石, 以拓印流通之法。然石材于取料转运、雕刻修改, 多有不便, 遂逐渐以木版代之。至此, 雕版印刷之术正式成为隋唐以后, 中国文化承载传播之主流。据史料可知, 中国雕版印刷术当起始于公元7世纪之民间, 用于印刷佛教经像。唐玄奘法师 (600-664) 就曾用回锋纸印制普贤圣像, 施于四众。而现存标有纪年之雕版印刷最早实物, 即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之唐咸通九年 (868) 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之《金刚经》。 进入宋代, 雕版印刷术发展到全盛时期, 至今宋版书也是古籍善本收藏中之名品。北宋开宝四年 (971) , 由宋太祖赵匡胤 (927-976) 亲自敕命高品、张从信前往益州 (今四川成都) 主持刻印大藏经, 并于太平兴国八年 (983) 全部完成13万块经版的雕造, 随后就开始刷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刻木版雕印的汉文大藏经, 由于始刻于北宋开宝年间, 故称《开宝藏》。 雕版印刷术的产生与广泛使用, 对文化的传承与流布确实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其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 手工刻版需要大量的木材原料, 以及技术娴熟的刻工;其次, 刻成后的大量木制书版, 不便存放与保护;再有, 一旦在刻版过程中出现错误, 不易改正。当时的一位书肆刻工, 在总结了前代雕版印刷的经验基础上, 经过反复钻研试验, 终于宋仁宗庆历年间 (1041—1048) , 制作出了以胶泥为原料的泥活字。北宋名臣沈括 (1031—1095) 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中, 记载了这位刻工的姓名和事迹, 他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的创始人———毕升 (约970—1051)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是印刷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 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用泥烧制的活字很容易破损, 后来还是以木头作为原料刻制活字, 但由于种种原因, 活字印刷术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普及, 书籍仍以雕版印刷为主。 15世纪中叶, 德国谷腾堡 (Johannes Gutenberg, 约1394—1468) 改良木活字印刷术后, 正式掀开了西方近代印刷术的篇章。19世纪初, 西方近代印刷术与印刷油墨同时传入中国。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 ,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 标志着现代铅活字印刷术正式进入中国。在此后短短的几十年里, 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 急剧衰退, 濒临灭绝。 历史往往都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巧合, 中国雕版印刷术肇始于印制佛教经像, 而最终挽救其几尽消亡命运的还是印制佛教经像。 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 , 由于不满当时清廷的统治, 洪秀全 (1814—1864) 在广东花县创立“拜上帝教”, 并以“传教”为名积聚力量。清咸丰元年 (1851) , 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创立“太平天国”, 结众起义, 随后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清咸丰三年 (1853) , 太平军进攻安徽。当时在安徽石埭的一位鄙弃科举、好读奇书的青年, 为了躲避战乱, 与家人在寓居杭州期间, 偶于书肆购得《大乘起信论》。清同治三年 (1864) , 他在养病期间数读此论, 参详其中奥义, 由此引发宿世慧根, 将其后毕生之精力全部投入到佛学的研究与弘传事业中。他就是后来被誉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的杨仁山居士 (1837—1911) 。 杨仁山居士有感于时处末法, 佛法之弘扬全赖经典流通, 然北方《龙藏》既成具文, 双径书文又毁于兵燹, 于是遍求佛经, 发心刻印, 俾广流传。清同治五年 (1866) , 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 并主持刻印了首部经书———《净土四经》。在四处募化、校勘刻印佛教典籍之余, 杨仁山居士还潜心研究佛教造像, 聘请画师绘制成“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释迦牟尼佛像”、“大悲观音像”、“弥陀法会”等, 并收集古代名人所绘佛像, 一并刻板流通。 清光绪四年 (1878) , 杨仁山居士随驻英、法公使到伦敦、巴黎出访。并于光绪十二年 (1886) , 再度赴伦敦时认识了在那里留学的日本僧人南条文雄 (1849—1927) 。此后二人书信往还, 交往不断, 遂成莫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