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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国家授田制 《班固史记》简要总结了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并对其进行了初步总结。他认为魏所实行的乃一夫百亩制。李悝鉴于小土地经常抵御天灾能力较差,故作平籴法,取有余以补不足,魏国获得成功;秦国则坏井田、开阡陌,商鞅通过耕战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秦因务本而强盛。班氏以上所说基本属实,但也很容易给人留下如此的印象,即魏、秦两国在田制上似属于不同的模式。实际上并非如此,两国田制不过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就是说先破井田,再确立起小块田地的颁授制,而且两者是相互衔接的。史家为了突出历史的特点,述魏史时着重讲其实行新田制时所取得的成果,述秦史时则肯定其坏井田所起的作用。笔者认为:两国在田制方面虽非绝对一致,但也不会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其他诸国也不例外,历史发展带有一体性至为明显,也就是说,国家向农民颁授小块田地,在战国时已普遍实行。现在就围绕这一授田制的内容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 秦井田残余在昭公之后仍在没有大力开展 战国时各国都推行过授田制,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时间上自然有早晚之别。 关东诸国,从春秋晚期开始,井田制逐渐解体,到战国初改行授田制并不困难。秦则不然,许多旧事物还具有较强的生命力,秦为了在经济政治方面和六国看齐,只有依靠法令来除旧布新。按照《史记》的说法,秦废井田是在孝公之世,《商鞅传》、《六国表》都说商鞅“令为田开阡陌”,笔者对这问题经过仔细考查,仍感到有疑问。关于商鞅开阡陌之事,在战国人的著作中很难见到,仅在《战国策·秦策三》里面有记载,在蔡泽的话中说到:“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司马迁说过,《世本》、《战国策》等书都是他写《史记》的取材对象。他说商鞅开阡陌有可能采自《战国策》。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始皇纪》引用的《秦纪》,明确地说,昭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秦纪》是秦的官史,纪事上不会有误,则秦之开阡陌应在昭王时,晚于商鞅将近半个世纪。特别在“为田”之前加一“初”字,表明“为田,开阡陌”乃昭王时的创举,排除了出现于在此以前的可能性。司马迁一方面据《战国策》一类的材料,断言商君曾经“为田,开阡陌”,另方面又把《秦纪》的材料也收入《史记》,书中因史料来源不同而两说并存的例子不限于此,这正表明了司马迁的科学治史态度。《战国策》成书较晚,把秦的变革成果都记在商鞅名下,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商鞅变法时对井田制可能有所触动,但取得重大成就当在昭王时。 为了进一步确定秦开阡陌在孝公以后,还可以利用一些地下出土的文献材料。如《云梦秦律》的《答问》中就有关于田地的若干内容:“盗徙封?封即田阡陌、顷畔封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律文中提到阡陌和封,表明这种田仍属井田类型,当是决裂阡陌以前的情况。秦律律文的各个部分,其形成的时间不一,最早的似在孝公之世,但其沿用时间颇长。若按商鞅时已决裂阡陌的话,则远在孝公以后的人再抄录这条律文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可见秦的井田残余必定在孝公以后还继续存在着,这又为四川青川出土的秦木牍所证实,现将其主要内容抄录于下: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内史匽,□□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埒,正疆畔……”。 这一《为田律》,制订于秦武王二年。当时秦的田地上仍有阡陌、疆畔,井田未被破坏是无可置疑的。武王二年在昭王四年前六年,由此证明《秦纪》记载昭王时“为田,开阡陌”是可信的。 战国时,秦进行变革较三晋等国为晚,但这些国家中仍部分地保留着旧田制,因为各地经济发展总是迟速不均的。如在《管子》一书中就常有有关井田的记述:《侈靡》:“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甸之众。”《乘马》:“方一里,九夫之田”。《四时》:“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伯……”。《管子》是齐国的作品。尽管齐在战国时是经济上较为先进的大国,从《管子》反映出,在齐的有些地方仍保留着井田的若干残余。《四时》所说的“修封疆、正千陌”则和秦田律中的情况一样。则秦在决裂阡陌以前的那种井田制,和其差不多同时,在齐国有些地方也能找到。这表明秦和关东有的国家在经济面貌方面的一致性。 井田制瓦解之后,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个体经营日益重要起来。《荀子·王霸》:“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则当时的有识之士已充分认识到:分给农民一小块土地让他们去耕种,就和手工业者、商人之中进行更细分工一样的重要。确实,农民从井田的覊绊中解脱出来之后,他们对生产较过去具有更大的积极性,这对于促进战国时经济迅速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时齐国为了富国强兵,也都从保护小农的利益做起,而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把小块田地颁授给农民。在当时的许多政论著作中,都特别强调这一点,如《管子·君臣》:“布政有均:民足于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