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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金陵刻经的创办与影响 金陵石雕是一个佛教文化学术机构，建于清末（1837-1911）。杨仁山建于安徽省石岱区。他学佛以后,感到当时的明刻书本藏经《嘉兴藏》版已毁于兵火,无书流通,乃发起组织金陵刻经处,重刻新版,以飨读者。1866年创刻了第一部书《净土四经》。刻经处的今址淮海路35号,原是他自建的住宅,1897年施舍给刻经处,只是当时的大门在延龄巷,现改在淮海路。 我国佛教到了清末,宗风衰歇,义学消沉。杨仁山创办刻经处,注重学术,提倡研究,门下人才济济,谭嗣同善华严,黎端甫善三论,桂伯华善密宗,法相唯识之学有欧阳竟无、章太炎、孙少侯、李证刚、梅撷芸、蒯若木等,而欧阳竟无后来创办支那内学院,更发扬光大了杨仁山的事业。至于谭嗣同、章太炎及其他从游的如汪康年、夏曾佑等都是一班主张革新人士。所以杨仁山的佛教学术活动不仅在佛教中重振义学之风,也对我国民主维新运动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杨仁山广事寻求藏外逸书。1878年他随曾纪泽出使英、法,于伦敦结识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后託他在日本寻回中国久佚的隋、唐古德注疏,如《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等,刻印流通,使旧义复明,贡献殊多。同时对日本编印《续藏经》供应听缺典籍,对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应有的作用。又赞成斯里兰卡人达摩波罗办“大菩提会”以兴复印度佛教;他自己在刻经处创办僧学堂“洹精舍”,自讲佛学,聘苏曼殊教梵文、英语,以培育人才作赴印宏法的准备。这样又与印、斯佛教界发生过联系。 所以金陵刻经处在国内和国外佛教界中均享有很高声誉。 杨仁山刻经,寓抉择于甄综宏通之中,后在大藏中选出要籍,订编《大藏辑要目录》,计划选到460种,3.300余卷,惜还差五分之一未能刻齐,他即于1911年逝世。 杨仁山逝世前一日,即将刻经处事业嘱累其弟子欧阳竟无、陈庵、陈宜甫三人,分任编校、流通、交际之职;并预定召开沸学研究会,集议推选金凌刻经处董事会以维护刻经处。会议未终,得报居士已安详而逝。深柳堂后墓塔,于1918年建成,即是依照他“经版所所在,灵柩所在”的遗言。 欧阳竟无负责编校,于双塘巷设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讲学刻经。就学的有邱檗、吕澂、黄忏华、陈铭枢等。到1922年,在公园路创办了支那内学院。 陈庵负责流通,也管全处经济,于1918年去世。继任之人,曾由董事梅撷芸、蒯若木先后负责,他们都任有公职,不能负实责而另委人代理,只在经济上尽资助维护之责,曾维持一段时期。中经军阀混战、日军侵略以至抗日胜利国民党政府重据南京,金陵刻经处几经风雨飘摇,已奄奄一息。1947年,董事会虽曾一度集议,推出陈宜甫专责主持刻经处。但终因资助乏人,经济困难,只得遣散职工,剩下自己一人留守。 解放以后,到1952年,陈宜甫去世,刻经处残局也难持续。杨仁山后人杨立生、雨生等担心这一事业就此中断,因刻经处与上海佛教界素有关系,遂向赵朴初居士告急,经过协商联系,在上海佛教缁素大德中选出圆瑛等25人,组成“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公推赵朴初为主任委员。亦幻、游有维副之,林子青为秘书。并决定派徐平轩到金陵刻经处主持处务。在人民政府和各方善信的支持下,才把刻经处从破败残局中挽救过来,获得更生,恢复工作逐步展开。1953年,吕澂结束了支那内学院蜀院后,来南京继续研究工作,因与刻经处渊源关系甚深,又受中国佛协委託就近领导业务,规划指点,刻经处事业就更加发展,原支那内学院收藏的文物和欧阳竟无的手稿等也均交刻经处收藏。 刻经处恢复工作,首先是房屋的收回和修建。刻经处原有基地六亩多、房屋60多间。后以业务衰落,余房被占住或出租,住户竟达32家之多,成一大杂院。其中有杨氏后人三户,一直未能解决。幸得安徽至德周志俊、叔迦兄弟将常府街47号祖宅施舍刻经处为扩充业务之用,才能将其前进房屋安排杨氏后人迁往,将刻经处内占住房屋一起收回,解决了遗留多年的问题。房屋收回后,经过修缮、扩建,塔院、深柳堂、经版房、办公室、刻印装订工作房、流通处、文物图书展览室、接待室等才焕然一新。庭院中则艺种花草、栽培树木。虽深柳堂前的水池已经填平,然周墙植柳,垂丝飘拂,风景不异当年。1954年赵朴初为“深柳堂”题额,附以跋语,追怀杨仁山居士讲学遗迹,引人深思。 其次是经版的收集和整理。经过整理,刻经处原十间经版房内藏有经版47.300余片,大都是杨仁山、欧阳竟无选编校勘的刻版。更有图像版18种,是杨仁山参考《造像量度经》及净土诸经,审定章法刻成,华妙庄严,别具风格,乃佛教艺术珍品。1954年起,又陆续运来江北刻经处刻的经版22.900余片(江北刻经处是和杨仁山共同发起刻经的郑学川出家名妙空所办),支那内学院的14.300余片,北京、天津刻经处的23.600余片,北京三时学会的2.200余片,苏州玛瑙经房的3.800余片,苏州洞庭西山树庵的1.600余片,常州天宁寺的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