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多博通之趣《锦瑟》新解.docxVIP

诗多博通之趣《锦瑟》新解 《李嗣的金斋诗》一定是他晚年写的。（唐玄宗十二年末，食盐被抛到燕宋之变，官员被困住在郑州）。首句“锦瑟无端五十弦”的“五十”,大约暗合了作者当时的年龄,所以即此起兴,引出对往事华年的回忆和兴叹。全诗含蓄蕴藉,盛慨万端。有人说此诗是李商隐的绝笔诗,如果不把“绝笔”二字拘泥成病在弥留之际才写的最后遗诗的话,此说大致成立。所以安徽师大中文系古典组编选的《李商隐诗选》,将《锦瑟》列为编年诗最后一首,是有道理的。 因为李商隐写此诗的本事无可考索,所以此诗旨意向来众说纷纭。清代以来,“自伤身世”和“悼亡”二说较占优势。其实,“自伤”说巳笼括“悼亡”说在内;因为作者晚年贫病交加,境况至为凄凉,既在诗中低徊身世,则一生仕宦失意、爱妻死亡、故旧冷淡、晚年贫病等复杂情绪,俱笼括在内,全诗绵绵而无绝期的悲剧气氛也更浓郁。故“自伤”说最为通达,为今天的大部分研究者和读者所接受。 按着自伤身世的主旨,本诗首尾两联不难索解。倘截去中间四句,而把首尾两联缀在一起,则不妨把它视作一首辞意连属、语气不歇的七言绝句来读: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自伤的情绪表达得一线明白。这首诗自伤的主旨终于能粗定下来而为大部分人所认可,我以为很得力于这含蕴丰富而造语浅显、全不使典的四句诗。 余下的问题,是在中间两联迭用的四处典故的理解上:“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四处典故指什么?于自伤主旨的表达起什么作用?实在不容易得出的解。清人冯浩为李商隐诗作注,自道其中的甘苦和体会说:“文有一定之解,诗多博通之趣。”(《玉溪生诗集笺注·发凡》)“诗多博通之趣”就是说一首诗不妨作多种解释而各备一说,但各备一说的基础又必须建立在“通”上。自宋至今,千余年来,很多学者对这四处典故的运用作了探索和研究,尽力想除去这四处典故在理解全诗时造成的壅塞,以求和全诗自伤的主旨相畅通。这些探索和研究不为无益,然而也免不了弊端,有一个倾向就是太胶着于典故深微的含义,深文周纳,引出的结论虽面貌各异,然而并不尽“通”。近年来,对《锦瑟》诗的研究,走着比清代学者更广阔的路,但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弊病并未能予以克服,于四句典故的解释,亦未能尽惬人意。聊举一例。如“望帝春心托杜鹃”一句,有同志根据《蜀王本纪》等古籍所载的蜀王望帝曾与其大臣的妻子私通,追悔不已,委国而去,化为杜鹃的传说,遂说:“望帝固然是个退位皇帝的形象,同时还是个自觉做错了事、感到非常悔恨的形象,而李商隐则正是这么一个人”;这句诗的含义就是李商隐表示他“不由自主地陷入当时激烈的政治派别斗争中,倒了一辈子的楣,因而在垂老之年极为悔恨的心情。”由于太胶着于典故本身深微的含义,得出结论的不合情理是显而易见的。不合情理主要不在于退位皇帝与李商隐身份悬殊这一点。说“望帝自觉做错了事”,不如直截说他“做了错(坏)事”,因为与臣妻相通,一萌此念即是错(坏)。而李商隐则是什么错事、坏事都没有做,他的陷入当时政治派别斗争中、最终成了党派斗争的牺牲品,原因是他与李党的王茂元女儿结婚,开罪于牛党令狐绹。说望帝悔恨可以,说李商隐悔恨则和他与妻王氏伉俪谐好、妻亡后终生怀念并不复再娶的本事全不符。痛恨宁或有之,那就是对专事报复、心胸狭隘的牛党巨子的痛恨。 我一直认为自清代先贤以至现代学者们未能探得《锦瑟》底蕴的原因之一,是主观上都对《锦瑟》诗悬鹄太高。“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绝句》语),古来皆是如此,所以今人也就竞相向着难的高处去攀登,向着幽的深处去探微了。何以见得呢?试看原诗颈联“蓝田日暖玉生烟”一句,七个字都出自戴叔伦论诗的一句话中,李商隐无非是对戴叔伦成语的套用罢了。这一点,新旧注家都注意到了,可是大家似乎都不愿意承认这是一种成语套用;“蓝田”一句的含义,自然应从戴叔伦原话中去探求,也偏偏水曲蚁封地绕了很大弯子,远离开了戴叔伦原话。这岂不失之交臂! 顷来读书,继有发现,窃以为《锦瑟》两联偶句,大部分系套用前人成句,的解只在目前,正不必悬鹄甚高。试一一述之如次: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庄生梦蝶”是《庄子》中为人习见的典故,“望帝化鹃”也是广为传诵的神话故事。历代诗人作品中使用此两典并非偶见。李商隐将此两典同时用在一联里,不算最早,在他之前,至少有两位诗人巳将此两典写入一联诗里,其一是李白。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录李白一联断句是: 野禽啼杜宇,山蝶舞庄周。 王琦注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法藏碎金》云:‘予记太白有诗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庄周。”后又见潘佑有《感怀诗》:“幽禽唤杜宇,宿蝶梦庄周……”予谓才思暗合,古今无殊,不可怪也。’”(王琦引文见《渔隐丛话》后集卷第四)潘佑为北宋初人。他的《感怀诗》首联略同于李白诗,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