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肠杆菌科细菌分离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抗菌作用.docxVIP

医院肠杆菌科细菌分离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抗菌作用 肠球菌科的细菌包括许多类似于类似于生物特征的g-无芽菌。除一些寄生虫、沙袋菌和志贺菌外，大多数是异常的菌群，在一定条件下，人体的阻力降低或轨迹改变可能导致g-菌群。肠杆菌科细菌是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 分离率高, 约占临床分离菌总数的50%和临床分离G-菌总数的80%, 近50%的败血症、70%以上的泌尿道感染均由肠杆菌科细菌引起。其中大肠埃希菌是临床分离率最高的G-菌, 肺炎克雷伯菌是院内感染分离率第二的G-菌。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一类以抑制胞壁黏肽合成酶即青霉素结合蛋白 (PBPs) 使细菌胞壁缺损菌体膨胀致使细菌胞质渗透压改变引发细胞溶解从而杀灭细菌的抗生素, 由于哺乳动物无细胞壁, 不受此类药物的影响, 因而这类药物具有对细菌的选择性杀菌作用对宿主毒性小, 尤其适用于治疗由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 (ESBLs) 或Ampc酶细菌所引起的严重感染, 是一类抗菌谱广, 抗菌活性强, 毒性低, 耐酶且稳定的抗生素。自1979年美国默沙东公司研制出第一个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并于1985年上市以来, 一直被当作对抗多重耐药的G-菌严重感染的最终手段。但随着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在临床的广泛使用, 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肠杆菌科菌株逐渐增加, 全球很多地区出现了耐碳青霉烯类的肠杆菌科细菌 (CRE) 的报道[2,3,4,5,6,7,8,9,10,11,12,13,14,15,16,17]。肠杆菌科细菌的高分离率与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这一抗菌治疗的最后防线被突破, 给临床抗感染治疗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 cre耐药情况 20世纪80年代, 两株产SME-1的粘质沙雷菌在英国和美国被发现, 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肠杆菌科细菌首次在世界上被报道。近30年来, 耐碳青霉烯类的肠杆菌科细菌流行足迹已遍布美洲、欧洲、亚洲, 非洲。在加拿大、美国、阿根廷、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中国、韩国、突尼斯、印度、法国等均有关于耐碳青霉烯类的肠杆菌科细菌的报道[6,7,8,9,10,11,12,13,14,15,16,17]。其中在北美、中东、亚洲都一些国家都曾出现过一定范围的流行。以美国为例, 在1992年之前, CRE在美国还并不常见, 美国国家医院感染监控系统 (NNIS) 从1986年-1990年的数据显示, 1 825株临床床分离的肠杆菌科细菌只有2.3%对亚胺培南不敏感。然而在每年的美洛培南药敏试验信息收集计划显示, 临床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对美罗培南的耐药性2004年为0.6%, 2008年为5.6%, 耐药性显著增加。而根据美国国家医疗保健安全网 (NHSN) 2006年-2007年间的数据显示, 大肠埃希氏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达到了的4.0%和10.8%。 在中国, 耐碳青霉烯类的肠杆菌科细菌的流行情况同样十分严峻。根据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 (Mohnarin) 2006年-2007年对全国84家医院临床分离细菌的耐药监测结果显示, 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 阴沟肠杆菌, 弗劳地枸橼酸杆菌4种肠杆菌科细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0.4、0.7、1.1、1.4, 均保持99%左右的敏感性。到2010年,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对西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北京、广东七个地区耐药监测结果显示4种细菌的平均耐药率上升到了5.56%、9.49%、7.73%、9.2%[22,23,24,25,26,27]。其中在西北、华东和北京地区耐药率较高, 已达10%左右, 耐药率最低西南地区与之前的监测数据相比也呈上升趋势。这种明显的地域差异可能与当地医院的临床用药习惯有关。而在浙江省人民医院从2008年-2010年连续分离的1 456株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更是已高达24.5%, 出现了小范围的流行。可见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已经逐年上升, 其形式之严峻不容忽视。 2 酰胺类基因酶 目前国内外关于肠杆菌科细菌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机制的报道主要有: (1) 产生β-内酰胺酶 (碳青霉烯酶)[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 这是G-菌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耐药机制。该酶可以水解或结合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而将其灭活。目前已知的碳青霉烯酶按照Ambler分子分类属于A、B、D三类, 按照Bush提出的功能分类属于2f、3a、2d组, 按照酶的来源分类, 可分为染色体介导的天然酶和质粒介导的获得酶。 (2) 与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结合的外膜孔蛋白缺失或减少, 改变细菌外膜的通透性, 使抗生素减少或不能进入菌体。 (3) 改变靶位蛋白, 降低与抗生素的亲和力, 使其不能结合, 不能发挥作用。 主动外排机制是细菌的主动外排系统转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