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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级文本序列与国家形象从多层级文本序列看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变迁 在描述“美德时代”的作家中，艾m.1911年的小说创作远不丰富。他主要以五部小说为基础，赢得了“英国最著名的小说家”的称号。乔治杰基、劳埃德、韦勒斯和夫人吴尔夫是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p1）。国内外学界一般公认《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是福斯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这样一位远称不上高产,而且远称不上具有杰出艺术独创性的域外小说家,在中国却享有非同一般的声誉。福斯特的低产与其在中国走高的形象之间的这种有趣反差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 大致说来,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大致有如下演变:一、小说理论家,二、小说家,三、中国作家的挚友,四、同性恋作家;五、多层级文本序列中的福斯特。客观地说,福斯特中国形象的上述不同侧影,每一个都不能概括其全貌。我们只有将这些侧影综合起来考察,才能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立体的福斯特形象。 我们打算对福斯特在中国的上述不同侧影进行细致的勾勒,然后在此基础上来探讨不同侧影的成因,对未来的福斯特研究提出一些建议,并以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变迁这一个案研究,对我们现有的接受研究稍作方法论的反思。 从传播《小说面观》到民族作者的“唯心” 中国人知道福斯特,大概从徐志摩开始。20世纪20年代初期,徐志摩由美国前往英国,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修。徐志摩游学英伦期间,除了大量阅读西方文化和文学经典,尤其是钟情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外,还广泛交游,与英国文艺界及知识分子群体中多位精英有或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其中包括奥格顿、罗素、哈代、萧伯纳、威尔斯、卡彭特、曼斯菲尔德、福斯特、瑞恰兹、弗莱、凯恩斯、斯特雷奇、韦利、吉尔斯等人。出于个人性情及文学观念等原因,此时的徐志摩更倾向于接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对福斯特并没有给予进一步关注。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萧乾和叶君健一前一后留学剑桥,福斯特与中国的联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但是,这三位作家同福斯特的交往,在很长时间里并不为一般的中国读者所熟知。由于特定的政治、历史原因,原本可以进一步拓展的中英文学友谊却以悲剧告终了。1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定政治原因,福斯特走向中国读者的脚步被迟滞了很多年。 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上述三人都与福斯特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但似乎无一人把他当作一个小说理论家来看待。而福斯特被正式介绍到中国,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一开始却是以小说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 福斯特以小说理论家的身份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自然与他那本有名的《小说面面观》密不可分。据我们目前看到的材料,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就被介绍到了中国。196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选编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选》,该书“下编”就收入了由李水翻译的《论小说人物》。2这是根据1941年出版的《小说面面观》的第四章翻译的。该书同时还为每位入选者配了一份简短的“作者简历”,其中对福斯特的生平、创作有较为简明的介绍,认为《小说面面观》“基本上是一部分析小说艺术形式的著作”,但“某些基本文艺问题的观点则是唯心的”。(p408)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这样的选本,主要是为批判资产阶级的文艺服务的,能够接触到这些文献的读者相对来说也比较有限,很难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其后出现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在客观上成了减弱福斯特小说理论影响的重要原因。所幸的是,即便在那样左倾色彩很严重的时代,这位被定性为“唯心”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也没有受到太过明显的批评。3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门再次打开,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各路文学作品、各派作家也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正是在这个思想阀门被打开的年代,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被完整地译介到了中国(含台湾地区)。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在中国读者面前,福斯特作为小说理论家的形象一直在稳步上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小说面面观》的中译本(全译或节译)层出不穷;2、学者们对福斯特小说理论所做的研究不断推进;3、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影响了我们的文学批评。 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小说面面观》在我国就先后出版了七个中译本4,依次是:1、花城出版社1981年7月版。2、1984年12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苏文炳译本。3、1987年7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苏文炳译、黄锡祥校的修订本。4、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美学经典三种》,其中就收入了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5、1995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由吕同六主编的《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该书分为上、下两卷,其中上卷收入了“小说面面观:小说中的人物”一文,译者为方士人5,译文前有王逢振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