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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与帝国主义理论 尼布莱汉在《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提出的“资本国际化”理论是其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这是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当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迅猛蔓延的时候,重新认识布哈林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阐述的关于“资本的国际化”理论,进一步梳理他关于“资本的国际化”原因和发展过程、“资本的民族化”过程与“资本的国际化”过程的关系、“资本的国际化”的本质和影响等,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布哈林从“资本的国际化”角度解读世界经济的构成 什么是“资本的国际化”,其本质内涵到底是什么?布哈林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确实没有对“资本的国际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从他的行文当中可以发现,“资本的国际化”是有明确的内涵的,即所谓“资本的国际化”是指资本超越“国民经济”的疆界,从一个“国家的领域”渗入到别的国家的经济领域或行业,同各“民族资本”交织在一起,在循环与增殖的过程中实现资本数量的增长,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带回“国内”进行独立的流通,而另一部分则作为资本积累,反复不断地扩大资本的运用范围,使世界经济网络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布哈林对“资本的国际化”内涵的阐释有几个重要的环节: 一是资本的跨界运动,即资本输出,这是资本的国际化的开始;二是各“民族资本”的交织,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各“民族资本”之间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各“民族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冲突、竞争与联系、合作,这是“资本的国际化”的关键;三是资本的增殖,即跨出国界的“民族资本”在对象国、殖民地和“资本”的势力范围内,通过剥削获取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的国际化”追求的目标;四是资本在更大的范围内循环,即反复不断的资本的国际扩张,这是资本的天然本性。显然,布哈林对“资本的国际化”内涵的认识,凸显了资本的“跨界”、“增殖”、“各民族资本的交织”、“反复不断的国际扩张”的整体联系,比对“资本的国际化”教科书式的理解(教科书式的理解,强调了“跨界”和“增殖”,但忽略了“各民族资本的交织”和轻视了“资本反复不断的国际扩张”)要深刻的多、全面的多。 在布哈林看来,“资本的国际化过程”与世界经济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资本的国际化”的启始点无疑是“民族”国家或“国民经济有机体”,但这个“国民经济有机体”早已不是与世隔绝的、“孤立的经济”单位,而是生存并发展于其中的世界经济的构成部分。“正像每个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部分一样,每个‘国民经济’也都囊括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1。所以,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布哈林把“世界经济”和“资本的国际化过程”并列为第一篇的标题,首先考察19世纪60～70年代至20世纪头十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从布哈林的“世界经济”的视野来看,“最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有了特别迅速的发展,这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空前提高的结果”10。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与发展,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过渡的完成,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布哈林就是在考察这个历史转变时期的世界经济的新变化的基础上,来分析和阐述“资本的国际化”理论的。正如他所言:“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未来,归根到底是要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世界经济内部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2。布哈林的分析是从研究国际分工开始的。现代社会的商品生产,在经历了由企业范围内的分工,到“经济单位间的”社会分工发展,出现了各“国民经济”之间的分工或者说是各国家之间的分工。这种超出“国民经济”疆界的分工就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需有两种前提,一种是由于各‘生产机体’生存的自然环境不同所决定的自然前提,另一种是由于各国文化程度不同、经济结构不同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所决定的社会前提”2,其中后者比前者更具有重要性。随着生产力不平衡发展,国际分工范围扩大了。从前在一国范围内出现的“城乡的分离”,在世界经济规模更大的基础上表现出来,出现了输入农产品并输出制成品的“工业国”和输出农产品并输入工业品的“农业国”之间的差别。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所特有的分布状况,世界社会劳动被一条界限分开,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即“工业国”和“农业国”。无疑,这是从“世界经济”的结构来看的。那么,“世界经济”的实质是什么呢?布哈林进一步分析到,国际分工的表现是国际交换。他援引马克思《资本论》道:“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