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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股东名录的由来与规则 一、 股东人的义务是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上也有所了 从经济角度来看，公司是一组合同的连接，为股东提供了参与市场竞争和获取利益的平台。基于这个平台, 股东之间得以开展合作。当然, 这种合作并非总是在和谐中进行的, 尤其在某个股东的行为令其他股东难以忍受的情况下, 利益上的冲突与纷争是难以避免的。当“萧蔷之祸”来临之际, 为了确保公司正常运转下去, 设计一种能够消除“内部杂音”或排除“问题股东”的机制就成为必需。股东除名制度是各国公司法为化解公司内部冲突而设计的一项重要机制。根据该机制, 公司可以基于一定的原因对“问题股东”进行除名, 以便在保证公司组织体存续的前提下切实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在我国, 无论是1993年《公司法》, 还是此后陆续对该法的修改, 特别是被各界寄予厚望的2005年《公司法》均没有规定股东除名制度。然而, 该制度得以产生的现实需要是客观存在的。面对这种制度需求, 一些学者撰文吁请我国“引进”股东除名制度。与此同时, 一些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也开始采取行动。针对这种状况,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6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 三) 》 ( 以下简称法释3号) , 根据该司法解释第17条的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如果存在“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这两种事由, 公司经履行催告程序后就可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将其除名。自此, 股东除名制度在我国公司法上得以确立。该制度包括股东除名事由规则、股东除名效果规则和股东除名程序规则。但限于篇幅, 本文只研究股东除名事由规则。 对于法释3号第17条所确立的股东除名事由规则, 学者们大都持批评态度, 认为“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公司出资, 除名事由也仅适用于完全不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的情形, 就适用范围和除名事由而言十分有限”,“远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应该说, 该规则是有一定的理论储备和实践基础的。在理论储备上, 学者们在该规则被确立以前已经作了大量研究; 在司法实践上, 已有一些基层法院或中级法院根据公司章程约定的除名事由做出了股东除名判决。因此, 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 该规则为何是这样? 有鉴于此, 本文拟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对该规则做出初步考察。笔者将运用模式分析方法, 以境外一些国家公司法上的股东除名事由规则作为参照系, 尽可能客观地描述我国股东除名事由规则的构造, 揭示该规则形成的原因, 分析学界提出的完善建议, 并预测该规则的未来走向。 二、 德国法上的股东最高不产生义务违反和条件缺失,这也是影响股东从章程中流入市场的重要事由 在公司法理论上, 股东除名事由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法定事由, 也就是公司法明文规定的除名事由; 二是意定事由, 即公司章程约定的除名事由。不过, 何谓法定事由和意定事由, 则存在两种不同的确定路径。一种是义务违反路径; 另一种是条件缺失路径。根据义务违反路径, 只有当“问题股东”不履行其依法应负的义务, 且该行为严重威胁公司的生存时, 公司方可将其除名; 根据条件缺失路径, 只有当“问题股东”因其自身存在的某些因素使其在实质上不具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条件时, 公司方可将其除名。此处所称的“严重威胁公司的生存”是指“问题股东”的义务违反行为“致使公司无法经营或造成实质困难”。也就是说, “问题股东”的义务违反行为须属“重大”, 仅为一般性的义务违反行为不得成为除名事由。同样, “实质上不具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条件”中的“实质上”一词也应包含“重大性”判断。 在德国, 其成文公司法上并不存在股东除名制度, 该制度是学者和法官的杰作。根据德国司法判例, 股东除名事由主要有年老、精神异常、财务状况严重恶化或濒临破产、严重违反忠实义务、滥用股东权利严重侵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等。此外, 德国司法判例还允许公司在章程中约定除名事由, 该等事由通常包括长期患病、失去了合同中规定的成为股东的前提条件、拒绝履行章程规定的合作义务、严重违反义务尤其是违反诚信义务、损害公司经营和违反竞争规则等。根据德国公司法学说, 不论是司法判例确认的除名事由, 还是章程约定的除名事由, 此等事由均应为“重大事由”。由此可见, 在德国, 股东除名事由包括法定除名事由和意定除名事由, 且确定除名事由的路径包括义务违反和条件缺失。 与德国司法判例一样, 美国公司法上的股东除名事由也包括法定除名事由和意定除名事由, 且在除名事由的确定上也采取了义务违反和条件缺失路径。美国《统一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01条第1款规定: “股东根据经营协议被除名。”同条第2款规定: “符合下列条件, 经其他股东投票一致同意可将股东除名: ( 1) 继续与该股东共同经营公司构成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