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古代生死观比较研究.docxVIP

中西方古代生死观比较研究 人们不同于无知的动物，它们可以思考，并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而正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使自己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生命如此短暂,无论谁都逃脱不了归入黄土的命运。但是这种恐惧并没有使人类避而不谈生死,而是成为人类终极关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西方文化和哲学必须讨论的问题之一,也是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主题。 1 儒家的生死观 儒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儒者早就对生死之事进行了探讨,为感叹人生苦短的人们提供了一条理性地对待生死的道路。《论语》中就记载了关于生死的思辩。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1]10实际在这段一问一答的文字中,孔子想要向子路传达的是一种积极的生死观,即人应该把全部精力集中到现实生活上,而不应过分考虑死后的问题。儒家生死观一是看重精神价值,强调道义至上,犹胜生命。“朝闻道,夕可死矣。”1]138“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138孟子继承了这种思想并发扬为 “生我所欲也,义亦为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孟子·告子上》)儒家生死观的第二点是要身体力行“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人在生时就应当积极入世,实现建功立业的目标,这样即使生命不复存在,精神却达到了不朽。 道家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于生死观的看法对中国人影响颇为深远。与儒家的以理性的思维对待生死不同,道家的生死观是非理性的,其主要思想是“生死顺乎天道”,将生死视为与四季更替一样的自然循环,因此,人们不必为“生”而喜,亦不必为“死”而悲,应顺应自然平静地“活”,亦应坦然地面对“死”。老子对儒家视为永恒的立德、立功、立言等人生追求持否定态度,认为德、功、言等无法超越生命的局限,相反会损害生命的本真。老子的思想是“无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复观。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庄子对老子的思想进一步发扬,提出了“生死如一”的观点,从相对主义看生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认为生死只是气的聚散而已2]。 2 基督教文化与“法律至上” 人一降生就开始了死亡之旅,所以恩格斯说“ 生就意味着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生是有很多变数的,唯有不变的是每个人都会走向死亡,西方文化更认同这一点。西方的生死观起源于“两希”文化,即希伯来与希腊文化。许多古希腊哲学家把人看作是灵魂与肉体生命的结合,肉体是灵魂的坟墓,灵魂入身体是一种羁绊与惩罚,灵魂转世后依然潜在地保持着前世的记忆。灵魂生命通过显示生存希望和终极幸福引领人们脱离现世的肉体欲望, 抵达幸福彼岸,而死亡则是“灵魂离开肉体的监狱而获得解放”3]。基督教继承了古希腊“灵魂不灭”的思想,其注重终极(死亡)的彼岸世界,而否定和鄙视此岸世界中人的肉体生命。基督教的教义始终贯穿着“原罪”的概念,它始于人类的先祖夏娃,因其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偷吃伊甸园里的禁果,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自此之后人类出生就背负着这种原罪,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赎罪以拯救自己的灵魂。人的现世生命价值在于奉献、牺牲,为他人、为耶稣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样死后才能进入天堂,获得不朽的生命4]。 3 “国言”的生死观和文化精神 生与死的问题是人类意识中出现最早、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思考最久、最多的问题。自古以来,中西方就在其各自的文化和文学中展现了对生死的思考,由于文化起源不同,中西方对待生死的态度和表现生死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中国文化起源于儒家,其倡导 “立德、立言、立功”的生死观,将重点放在 “生”上,强调积极入世的有为人生、仁义人生、 实践人生,所以,儒家的生死观是积极的、乐观的。这种生死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更为巨大。中国古代大批文人通常在仕途上不得志就转而在文学作品里追求“立言”的终极目标,以期望借助文学作品传世来实现生命的不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出了众文人的心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5]汉代的司马迁虽然被施以宫刑,身体残缺,却以坚强不屈的精神坚持写下了“史家之绝唱”《史记》,完成了儒家“立言”的伟业。《史记》所选取的人物(既包括歌颂的也包括贬抑的)也都是为社会、为人世做出了突出贡献,即在“立德、立功、立言”上有突出表现的君子。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既发扬了儒家生死观的精髓,又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抉择,既不能无原则地苟且活着,也不能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