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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碳排放权需求分析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人类社会初步同意“碳排放权分配制”。如果不能有效实施这些基于国家实体的制度安排，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将得到保障。但是,国家只是一种代理机构,不是独立核算的赢利性组织,所以二氧化碳配给额度的最终完成还必须通过私人部门,尤其是那些二氧化碳排放量多的企业来执行。从国家配给到企业配给不能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分总问题,更应该将其视为一个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问题。国家配置二氧化碳排放权的效率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排放权的配置,实现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另一方面,如果初始配置更多地考虑帕累托标准,那么就可以减少后期市场配置而导致的福利损失。然而,国家宏观目标的实现需要对微观企业的需求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文的出发点就是,通过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碳排放权需求的内生和外生变量,为碳排放权配置的效率标准提供思考框架,为实现宏观目标创造条件。 一、 微观企业碳排放权需求分类及用量 一般来说,需求蕴含着最大化的概念,主要是指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对微观企业碳排放权需求进行分类不仅涉及企业的效用最大化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掌握宏观分配的福利最大化。根据这个目标,现将微观企业的碳排放权需求分为3种类型:排放额度需求、交易需求和投资需求。 (一) 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消除企业实际排放量污染 一般地,从数量上考虑,企业碳排放权的额度需求就等于企业实际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在国家配给碳排放权过程中,企业都希望得到尽可能大的额度(允许排放量),一方面可以使生产过程面临更小的约束,另一方面剩余的配给可以通过市场兑换成收益。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实际排放量都可以得到额度配给的,得到配给的额度应该比实际排放量要小,或者说所有企业得到的总配给额度必然比实际总排放量要小。因为只有满足这个条件,才能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的目标。于是,把二氧化碳实际排放量看作排放额度需求(确切地说是需要),就可以把没有减排目标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反映出来。也就是说,企业生产时,其产出水平的选择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条件的,那么当前的实际排放量则是企业在没有排放权约束下额度需求。但是,也应该注意到两者是有区别的:实际排放量是一个表示结果的概念,具有客观性,排放额度需求是个经济学概念,具有主观性;实际排放量在生产中都是可以排放出来的,而碳排放权的额度需求却只有部分得到满足;两者相等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企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等于碳排放权的配给额。 (二) 实际排放量小 交易需求是根据额度需求与配给额度计算得出的一个变量,它等于两者之间的差额。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说明实际排放量超过允许的排放额度,超排企业就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排放权,这个数量至少等于两者之间的差额,这是一种买进行为;反之,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则说明实际排放量小于允许排放额度,排放企业有剩余的配给额度,这个剩余额可以被保留下来,用于抵减后期的超额排放量,也可以通过市场出售给其他企业,这是一种卖出行为。不管是买进还是卖出,都需要通过交易来实现,所以将两者的差额称为碳排放权的交易需求。 交易需求也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概念:由于高效率的企业对排放权的出价较高,通过市场的作用,这类企业的排放额度需求优先得到满足,于是排放效率低的企业让渡出排放权,效率高的企业排放出对等的二氧化碳,一单位二氧化碳产生的社会福利就能调整得更大。如果在宏观分配排放额度时,对企业的交易需求进行充分的分析,那么交易行为就可以发生在分配阶段,避免后期以市场的方式进行多次配置而造成的福利损失。 (三) 碳排放权的经济行为的生成模式 碳排放权投资需求的产生原因有2种:(1)投资主体并不关注碳排放权本身,而只专注其价格的变化,此类投资者在碳排放权市场上买进(卖出)一定数量的排放权,等价格变化到既定目标后,再将排放权卖出(买进)以追求利润。这是一种更接近于投机的行为,需求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价格与风险的预期,本文不意指此类需求。(2)碳排放企业根据发展战略及价格预期,以排放额度需求和交易需求为基础而派生的需求,这种需求关注的是碳排放权本身,投资的目标就是在未来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一般地,如果预期未来的排放额度需求有明显的上升迹象,且预期交易价格会高于当期的市场价格,那么,投资需求将产生碳排放权的贮存和生产行为。碳排放权的贮存行为表示,排放主体买进排放权,或将当期剩余排放权储存起来,以满足未来、超额排放额度的需求;碳排放权的生产行为表示排放主体进行技术改造、投资造林等活动,以获得额外的碳排放权。理论上说,考虑价格变化趋势的投资行为属于长期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从碳排放权角度分析,这种投资行为则是二氧化碳既定排放数量下的成本最小化选择,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行为。 以上3种需求的划分,都体现了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如果国家在配置碳排放权时,使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