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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道制改革与唐王朝的速亡 唐代道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学术界形成了基本共识：道教是一个行政管理的地区，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地方行政区。道教创建的机构逐渐从监督管理机构发展为地方行政机构。唐代地方行政的分类结构也发生了两级转变。唐安夏起义后，由于道教机构的严重权力，道教崩溃。唐代的道制与汉代的州制呈现出相似的演变轨迹, 两汉魏晋南北朝和唐五代十国的历史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 因而后世往往将汉州、唐道并提, 并将两汉魏晋南北朝和唐五代十国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两个循环阶段。(P58-84)从寻求历史共性、总结历史规律的角度出发, 这些研究成果确实给人提纲挈领的感觉。但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历史的细部, 便会发现, 汉州、唐道从设立到演变的整个发展过程有诸多的不同, 唐代的历史面貌和汉代相比也有许多独特之处, 这些都与唐管理阶层在道制建设与改革方面铭记、吸取并力图避免汉代灭亡的历史教训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试图从这个角度出发, 就唐代道制建设与改革过程中的三个关键环节, 揭示唐管理阶层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深层用意与良苦用心, 进而揭示汉唐历史面貌相异的制度原因。 一、 《隋书》卷7《官员纪》 唐朝初年, 有州358, 县1551。(P1384)起初, 唐太宗李世民对州采取直接管理的方式, 他把全国300多个州刺史的名字写在卧室的屏风上, “坐卧恒看, 在官如有善事, 亦列具于名下”,(P157)作为陟黜奖惩的依据。但由皇帝亲自管理300多个州刺史, 管理幅度太大, 毕竟不是个办法, 所以在贞观元年 (627) , 李世民依“山河形便”将全国300多个州分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 作为监察区域。根据事务的需要, 不定时地派出官员对地方事务进行监察或督导, 派出的官员不固定、官称也不一样, 往往是根据事情的需要临时抽调相关部门的人员前往, 并根据所执行的任务临时定名, 先后派出的有观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按察使、巡抚使、安抚使、存抚使等。 观风俗使:贞观八年 (634) 八月, “分遣萧瑀、李靖……等, 巡省天下, 延问疾苦, 观风俗之得失, 察政刑之苛弊”。(P555) 黜陟使:贞观八年 (634) , “发十六道黜陟大使”。 巡察使:贞观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P1412)贞观二十年 (646) 正月, “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 以六条巡察四方, 黜陟官吏。”(P58)高宗时冯元常为“剑南道巡察使, 兴利除害, 蜀人顺赖。”(P4178) 按察使:高宗龙朔三年 (663) 八月, “遣按察大使于十道。”(P63) 巡抚使:高宗仪凤元年 (676) 十二月, “遣使分道巡抚:宰相来恒河南道, 薛元超河北道, 左丞崔知悌等江南道。”(P102) 存抚使:《文献通考》卷61《职官十五》注:“诸州水旱, 则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高宗“仪凤二年五月, 河南河北旱, 遣御史中丞崔谧等, 分道存问赈给。”(P1412) 从这些使者的分道情况看, 有“十道”、“十六道”、“十七道”, 贞观八年派萧瑀等13人、二十二年遣孙伏伽等22人, 虽然不能说是“十三道”、“二十二道”, 但也不能肯定是“十道”。即从太宗贞观至武则天即位之前, 监察官员的派出并没有遵循十道的监察区设置。监察官员所执行的任务也不一样, 有的重在调查中央政策的利弊得失, 有的重在访察地方官员的政绩, 有的重在黜陟州县官吏, 有的重在代表中央慰问天下疾苦, 有的重在赈济灾区、抚慰灾民。派出使者的时间有正月、四月、五月、八月、十二月, 没有正规的监察机制。显然, “官名称位, 皆依隋旧”(P1783)的唐政府在地方行政监察制度上没有沿袭隋朝旧制, 与汉代的刺史制度也相去甚远, 而是在吸收北朝道制建设和大使出巡制度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制度创新。 北朝的道制承北魏前期的分部制而来, 最初是以京师为中心, 依四方四维的方位将全国分为八道, 即东、南、西、北道与东北、东南、西北、西南道, 京师地区为畿内道, 作为州之上的更大范围的行政区域。东魏北齐时, 道制逐渐与行台制度相结合, 演变为州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建制。隋文帝杨坚灭北齐后, 承用了北齐的行台制度, 在京师之外的地区设置行台省。唐初, 亦在征服地区设置陕东、益州、东南、襄州、山东和河北六道行台省。李世民即位后, 废止行台省。行台省虽然被废, 但道作为州之上的更大范围的行政区域对唐朝监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行政区划的新范式。 汉末州演变为郡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之后, 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一度缺失。晋武帝代魏之后, 建立起遣使巡行地方的监察制度, 使者通常由门下省的侍中、黄门侍郎和集书省的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官员充任。东晋南北朝沿袭并发展了遣使巡行的地方监察形式, 并在常规性的普查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