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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语境下的汉语基本词汇 一、 “借”“贷”—导言 英国著名的翻译家简爱切生在他的作品中关于语言变化的文章《前进还是后退》中说：“语言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断变化，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语言的变化是自然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290这就是说,各民族的语言,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总是在不断地吸收新成分,摒弃旧的、过时的不适应因素,逐步发展,自我完善,以满足信息沟通与社会交际之需要。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了著名的文字改革举措——“书同文”。其缘由虽不外乎当政者试图以此获取政令的通达,但长期诸侯割据所造成的文字分头发展,彼此各自创新,以及社会急剧变革带来的语言变化,人们强烈要求统一,才是其文字改革的必然趋势和真正理由。 其实,任何一种语言在发展中都有“借”“贷”现象的发生,就拿中日文化交流来说,中国的“西学东渐”早于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了解西方是通过中国来实现的,将“西学”中文书籍大量译成日文出版,许多“日本新词”均来自汉语,诸如铁路(鉄道)、新闻(新聞)、国会(国會)、权利(権利)、主权(主権)、选举(選挙)、化学(化学)、细胞(細胞)等等。然而,时过境迁,日本对“西学”的译介者后来居上,逐步超过中国,加上20世纪初第一次中国学生留日高潮以及中日“同文”等诸多原因,使译自日文的“新学”书籍在甲午战争后逐渐居上,迅速超过原来的中译西文书籍,因而,日产新词便又大量流入中国,并逐步稳固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如组织、纪律、政治、革命、理论、哲学、原则、申请等都是从日本舶来的,从而,日本从“新词”的“输入国”一跃反而成了“输出国”。可见,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谁也不可能永远都占据强劲的态势。 现代报纸、期刊作为社会文化主要的传媒方式之一,最直接地体现着文化迁移现象。它们以其快捷、方便、适用和可读性强的特点,为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提供基本的信息需要。由于社会发展的变迁,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存在反映这一时代的语境特点,并在大众传媒中广泛体现,既影响社会大众的口语变化,也影响文字书面语的使用。其中部分用语既能体现时代特色,又合乎我们本民族语言的使用规范,会逐渐沉淀为汉语基本词汇中的一员。但也有一些用语表面上看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却背离了汉语使用规范,直接影响了汉语的良性发展,此种现象在近年来的报纸、期刊编辑出版中尤显突出。 二、 报纸语用问题 以往,各媒体用语的有关研究,传统的视角大多集中在“纠错”方面,如错别字问题、数据问题、名字称谓问题等。而现代的研究视角,除了沿袭传统经验和行业习惯外,而更关注其选题、写作以及语言使用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由于这方面直接决定新闻“成果”的质量问题,因而倍受人们关注。即便如此,由于新闻语言使用上的失范,闹出笑话甚至影响某一形象正面宣传的事件屡有发生。 例如《中国新闻出版报》(2002年9月30日)曾刊有读者蔡维藩的来信,反映说《经济日报》(同年8月22日)第9版刊登了一则题为《教育部携甲骨文推软件学院》的消息,只读标题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然浏览全文才明白该新闻报道的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日前与甲骨文中国公司签约,以共同推进中国35所示范性软件学院的建设”。读者如果不了解足够的背景资料,恐怕再如何也理不清或看不懂文章标题的真实含义。在此“携手”不能简化为“携”,“推动”难以缩略为“推”,而“甲骨文”更不能代替“甲骨文中国公司”,这不是“甲骨文”的本意。显然,这则消息的标题在语言使用上是不合乎汉语使用规范的。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报纸的用语问题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口语书面化方面,也就是“时髦语”(新词)的大量使用上,尤其是在一些日常事务、娱乐以及体育赛事介绍等新闻报道中,尤以地方性报纸的问题居多。长此以往势必形成某种误导,虽说尚没有达到街面上商店标牌用字的混乱程度,但必定会影响到我们民族语言使用的纯净性。 语言的使用不可能一成不变,但“变”要有变的理由,“变”要有变的规则,随手拈来、任意使用,最起码在语言的使用上是不严肃的,特别是书面语方面,不是什么样的词汇和说法都可以见诸报端的,也不是任何一种口语都可以用书面的形式来表述的,更无须说办报、办刊者应遵从的有关行业规定了。 报纸、期刊等媒体的语言使用所存在的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除了有关语言学专家在其论述中提及以外,大中小学语文教育中也多有讨论,即就是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也会把报纸、期刊等媒体上看不懂的词汇和不可思议的用法作为话题来谈。湖北读者田政武在一封来信(《光明日报》2002年12月28日A4版)中说出了许多人的感受,他说:“现在,一些报刊上的文章外来词、外文代词太多、太滥,动不动就是一组外文,有的外文缩写,让人看了不知所云。……对报刊的文字使用应进行规范,文章中能用中文表示的就不要使用外文,新用外文词语要有统一的书写标准,一个外文词首次在文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