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记月令》看战国晚期月令文体的形成.docxVIP

从《礼记月令》看战国晚期月令文体的形成 在人类历史上，古代临床文明的第一步是基于农业的古代文明，它通常是从时间的推移中观察和评估自然。不同于采集和狩猎这两种最初的生产活动, 农业改变了人类对待自然的根本方式, “人类由过去的那种简单、被动的自然资源的索取者, 逐渐转化成为有头脑的、主动的自然资源的开发者、生产者。”(1)农业的发展, 推动着人们去寻找时间分割的节点, 气候循环的周期。然而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与农作需求的不同, 人类构建出的历法系统也多有差异。“时间”这个概念, 或者更准确地说, 各种各样的“时间单位”, 都并非纯粹的客观维度, 而是基于种种文化背景与实际需求, 被人们建构而成的。 农业革命最伟大的价值, 就在于它赋予先民作为生产者的自觉, 人类对自然的积极认知, 正是从这个原点开始的。他们冀望从自然界中找到某种真理性的启示, 某种与人世相关联的规律, 并且因为坚信着人事活动中包含着某种自然合理性, 从而求得立身于天地之间的自信。或许正是这份对精确性的向往, 这份对普适真理的渴求, 促使人类穷尽一切去探索时间的根本属性。从物候历到星象历再到推算历, 历法的每一次变革都足以在文明史上留下观念的印记。在中国的先秦时代, 历法从“观象授时”的物候历, 一路演进成“千岁之日至, 可坐而致也”的推算历, 完成了从方法到观念的一次重要蜕变。与此同时, 先秦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的建构过程也在同步进行。作为一项垄断知识的“时间”, 在上古时代正是君王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制度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先秦留下的诸多文献与出土材料, 使得今天的我们得以从字句中追寻先人时间观念的渊源与传承。其中, 战国晚期以《礼记·月令》为代表的月令文体, 在知识资源上集前代天学知识之大成, 在话语方式上建立了“以月系事”的新范式。当我们采用“知识—制度—文献”这样的复合视角去重新审视先秦的月令文体时, 可以看到“时间”作为一项观念性的知识, 在先秦文化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些记录时间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之中, 《四方风》、《尧典》向我们展现了月令的观念渊源;《周礼》、《十二月神图》则印证了月令的制度基础;《夏小正》是为月令的原始雏型;《礼记·月令》则为其成熟形态。考察月令这一文体的产生与形成过程, 我们可以发现, 先人在定义时间的过程中, 也不断地建构起自身的存在方式。因此月令文体可谓是窥探先秦“时间政治”的一个绝佳窗口。 一、 “商主火”与“日象” 中国古代历法最重大的一次变革发生于春秋末年, 其主要标志就在于四分历的创制。四分历是以365日为回归年长度调整年、月、日周期, 依据太阳周年的视运动, 划分周天为二十四等分所形成的太阳历系统, 这一历法精确地划分了二十四节气, 用抽象的太阳历代替了具象的物候历。正所谓“天之高也, 星辰之远也, 苟求其故, 千岁之日至, 可坐而致也”, 一套有“规律”、“法则”可言的历法系统就此建立起来, 从此划分开了观象授时的时代与天文历法的时代。 在四分历这样的推算历出现以前, 人们对时间的认识通常来自可观测的事物变化, 这样的认知是直观感性的。清代的毕沅在《夏小正考证》中最先提出了“观象授时”这个术语, 用以概括上古时期先民确定时间的方式。自《尚书·尧典》记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 敬授民时”以降, 又有诸多文献印证着观象授时的文化遗迹。 “观象授时”, 广义来看包括观察物候与星象两个方面。在观测实践中, 物候相对而言更易受到短时气候与观测地点的影响, 其精确性远不如星象历法。近年来, 常玉芝等学者都倾向认为殷历却是一种“随时依据天象调整的星象历”(1), 也就是说其观测的依据主要为星象而非物候。《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 祀大火而火纪时焉, 相土因之, 故商主大火。”(2)《左传·昭公元年》亦有“辰为商星”(3)之语。结合甲骨卜辞来看, 对殷代历法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以大火星为主的星象。商人借助星象测定时节, 于历法发展史确实称得上是一大进步。所谓“商主大火”, 强调的正是商人对火星纪年法这项伟大发明的所有权。到了官僚制度得到长足发展的周代, 后世殷人将祖先附会为帝尧的历官, 正如视祖先后稷为农官的周人一样, 体现的是对部族特有文化的自豪。 至于殷人实际采用的历制, 亦是一个较有争议的话题。于省吾认为殷人惯常使用“二时制”, 即依照农业生产时间, 划分春秋两季。但另一个无法忽视的现象是, 此时的殷人业已掌握二分二至的判断方法。对此, 冯时提出:“四时本为分至四气, 非四季。四气构成标准时体系, 季节则源于农业周期。殷代已建立四气体系, 同时并行适应农业生产的秋、春两季, 但这两个体系尚未最终结合而形成四季。”(4)这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结论。 对于殷人的分至节气体系, 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