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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羌人农业生产模式研究 自秦朝以来，农业、工业和贸易这两个文明制度的对抗开始引起重视，汉代也更加加剧。与匈奴这样一个典型的游牧区一样，汉代的羌人也给汉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东汉以降,汉帝国日渐衰弱的国力,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已经无法重塑武帝时的帝国影响。赵充国的屯田计策一方面在西北地区的开发史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却也激化了汉羌之间的矛盾,使得不同生产方式和各自的文明体系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矛盾,汉羌两者的交锋越来越频繁。 羌人“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战斗力并不强。羌地本不产铁,而汉代对盐铁的管制也十分严格,居延汉简中有禁止羌人“入塞买兵铁器”的记载1。汉元帝时,冯奉世评价羌兵之战斗力,认为:“然羌戎矛弓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2,汉安帝永初年间,先零别种滇零寇略陇西,“时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或置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即便如此,羌人虽并不像北方草原上的铁骑那样来势汹汹,其对汉王朝的侵扰却贯穿了整个东汉。 史家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连连慨叹:“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事实上羌人正是凭借不利之弓弩,朴钝之兵刃,拖垮了汉朝的国力,并最终促成了帝国的衰亡。 一、 羌人的外出回归问题 两汉的史料着重记录汉羌之间的战争,这些记录客观上反映了羌人的农业生产周期。正如《后汉书·西羌传》对羌人生业的概述,“所居无常,随依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另外,史料中也不乏对羌人从事种植业的记述。故而羌人在从事牧业之外,也从事耕作、狩猎、掠夺等辅助性产业。这就使得羌人的生产周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与主要从事耕种的汉民族和主要从事游牧业的匈奴不同,它的农业生产周期是种植业与牧业生产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结果。 根据王明珂先生在《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一文中所整理的“史籍所见羌入寇汉帝国之发生季节”表3,我们将史料中对羌乱(由羌人主动劫掠而引起的战乱)的记载加以整理,将表的内容予以扩充,并对一些地方重新进行了考订。经整理之后发现,见诸史料记载的羌乱西汉年间共计6次,其中见于《汉书》记载的共5次,能够确定羌乱发生年月的共3次;东汉年间见诸史料的羌乱共计47次,其中能明确羌乱发生年月的共45次。两汉期间的羌乱共计53次,能够明确羌乱发生年月的共计48次。现将整理后的表列在下: 掠夺是游牧民族的辅助性生业,如《后汉书·西羌传》中所述:“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羌人所劫掠的对象非常广泛,规模也大小不一,其中包括如上表所见的大规模侵扰汉帝国的边郡、周边其他少数民族以及羌人的不同种落。敦煌悬泉出土的汉简资料中即有《案归何诬告驴掌谋反册》,其中详细记述了九月中,羌人驴掌等十余人抢夺羌人归何马四十匹、羊四百头,后归何诬告驴掌等谋反的案件4。 劫掠虽然被视为生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存在也必然不能与其基本的农事活动相抵触。尽管表2中所罗列的两汉各个时期羌乱发生的诱因并不一致,有其偶然因素,其中如边吏的压榨、东汉末年频繁的自然灾害、甚至于一些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等。但在维持生存的情况下,羌人的外出劫掠从根本上不能背离游牧与农耕两大生产本业。 分析图1可以看出,羌人对汉发动劫掠的时间在五月至十一月之间相对比较平均,也即是夏季中旬至冬季中旬之间。这段时间羌人的生存状况是比较稳定的。生存环境虽然算不上优越,却也是一年当中最为舒适的,在没有大灾害的情况下,起码可以维持生存,并有盈余。此时的羌人在保证自身本业不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将对外的劫掠作为一种副业。 进入寒冬时节的十二月份,羌人发动进攻的次数明显减少,说明此时羌人的进攻能力是比较弱的。对羌人而言,这一段时间内生存的压力较大,入冬之后,由于缺乏新鲜的草料,畜产羸弱,照料牲畜成为了羌人主要的农事活动;而由于他们生存的区域在陇西地区高山河谷之间的高海拔地区,因此又不得不面对食物的匮乏和寒冷的侵袭。尽管在中原地区,寒冬正是农闲时节,但对于游牧民族来讲,这一时段是相当难熬的。粮食作物无论是春种秋收、还是秋种夏收,入冬之后,都会较为匮乏,尤其对于小规模耕种的游牧民族来讲更是如此,上一年积攒下来的粮食和乳酪仅够维持生存,就必须要充分地节省地加以利用,如果这期间遭遇到天灾,对羌人的种族延续都会产生重大的打击。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春末,到三月,羌人劫掠汉边的次数陡然上升,并达到一个最高的频次。气候上来看这并不是一个最舒适的时节,畜产也并没有从冬季严寒造成的羸瘦中恢复。这时节战争频次的陡然升高,似乎说明这一时期的农事活动是一年之中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