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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业法制中的生态思想 古埃及文明、古巴巴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和古玛雅文明等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农业文明相继崩溃，其根本原因是“生态危难”。然而, 我国古代农业法制中不乏尊重生态规律的思想和制度, 值得发掘扬弃。 一、 农业生态保护制度对农业环保的作用 《太公六韬》中记载:“神农之禁, 春夏之所生, 不伤不害, 谨修地利, 以成万物。无夺民之所利而农顺其时矣。”即神农认为应当禁止违反季节用地, 应该顺应自然时节利用土地。《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 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氵夸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这类朴素的顺四时而行农事的农业生态思想在古代农业法制中都有不少体现。 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制定了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制度和措施。这些在《尚书》、《周易》、《周礼》、《礼记》、《诗经》、《管子》、《孟子》、《荀子》等都有记载。学者们甚至认为《周礼》和《礼记》等本身就是调整西周社会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礼记·月令》系统地要求人们按四季节气安排生产和社会活动。《荀子·王制》中记载:“五谷不时, 果实不熟, 不粥 (鬻) 于市;木不中伐, 不粥 (鬻) 于市;禽兽鱼不中杀, 不粥 (鬻) 于市”, 违者要受到严罚。 《秦律·田律》做出了更为明确的法律规定:“春二月, 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 (壅) 堤水。不夏月, 毋敢夜草为灰, 取生荔、卵, 毋□囗囗毒鱼鳖, 置阱罔, 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 (棺) 享 (椁) 者, 是不用时……。”即春二月, 不得入山伐木, 不得堵塞水道, 不到夏季, 不得焚烧草木获取灰肥, 不得采摘正发芽的植物, 或捕幼兽、幼鸟、取鸟卵, 不得毒杀鱼鳖, 不得张网或设陷阱捕捉鸟兽。到七月解除禁令。只有为死亡的人备棺材可以不受此时令之约束而砍伐树木。该规定虽然是将上述活动作为妨害农事的“害时”之举而加以禁止, 但是客观上起了维护农业生态环境的作用。《秦律·田律》还规定, 地方官员必须将四时有关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变化情况, “下情上报”。秦代法律中对耕种、渔猎、伐木、取火烧炭等都有明确的时令限制, 有效引导和规范了农业生产, 也促进了农业生态保护。 汉代关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规定最集中的法律文件也许是《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即《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 以下简称“《月令五十条》”) , 它继承了传统“月令”思想的精华, “以四时为纲, 以三月为目, 分列其令”, 这种“以四季运行的规律作为社会法纪和人文秩序, 体现出文明成熟的农耕社会的特定的自然观。”《月令五十条》保护农业生态系统的思想, 集中体现在“不违农时”。太皇太后诏书首先说明:“往者阴阳不调, 风雨不时, 降 (隋) 农自安, 不堇作[劳], 是以数被害, 恻然伤之。惟□帝明王, 靡不躬天之数, 信执厥中, 钦顺阴阳, 敬授民时, □劝耕种, 以丰年□, 盖重百姓之命也。”突出强调“敬授民时, □劝耕种”, 以求农业丰收, 安顿民生。仲春月令规定:“毋作大事, 以防 (妨) 农事。谓兴兵正 (征) 伐, 以防 (妨) 农事者也, 尽夏。”孟夏月令规定:“毋起土功。谓掘地[深三尺]以上者也, 尽五[月]。毋发大众。谓聚□……欧 (驱) 兽 (毋) 害五谷。”仲秋月令规定:“……筑城郭, 建都邑, 穿寅[窖], 修困仓。谓得大兴土功”。“……务蓄采, 多积聚。谓收五谷, 蓄积……”即仲春不得兴兵征战, 孟夏不得大兴土木或会聚民众而妨害农业生产, 仲秋才可兴土木, 秋季收存五谷。这些规定为此后的汉唐等历代王朝所传承发展, 对我国古代顺应自然时令安排农事、维护农业生态系统平衡起了重要作用。 二、 兴修水利,保护农业生态 我国历代都将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农业土地和水资源纳入法律规制之中。黄老帛书《经法·君正》篇指出:“人之本在地, 地之本在宜……知地宜, 需时而树;节民力以使, 则财生。”即使用土地的根本在于因地制宜, 种植适于该地生长的农作物, 准确地掌握耕种的时间和季节, 使用民力要适度。这样才能有效创造财富。即强调将天、地、人“三才”融合, 合理利用和保护农业生态系统功能以求富国强民。还将过度使用土地的行为归为“五逆”之一, 警诫统治者。《周礼·地官》也认为“地者, 载养万物”。并规定:“凡宅不毛者, 有里布;凡田不耕者, 出屋粟。”住宅周围不种桑麻, 家有田土不耕种, 都要罚交占用空置之税。《周礼·大司徒》记载西周农业实行休耕制以保存“地力”, 孟子主张对滥垦者动“刑”。《周礼·秋官司寇》中规定:“禁野之横行径者”, 即禁止从田中横过或穿越沟渠堤防以防破坏农田。周王朝设立“司”一职, 按时下达焚烧野草的命令;对不依时节烧荒的, 要依刑律处罚:“时则施火令……野焚莱, 则有刑罚焉” (《周礼·夏官司马》) 。 唐代对充分利用和保护农业水、土资源,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