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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清先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 作为人类古代四个文明的摇篮，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一个高度发展和长期的科学文明。中国的科学文明已经引起世界各国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日本学者薮内清先生以其毕生精力,在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宣传中国科学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新城内开发了中国古代神学的研究道路 薮内清于1906年2月12日出生于神户市,初中就读于甲园中学,毕业后(大正12年)考入入学极为严格的旧制大阪高校(高中)理科丙类。在高校时代,薮内先生努力学习法语,学习制图,准备将来学习当时最先进的法国航空技术。但是高校毕业后,却考入了京都大学宇宙物理学科(相当于现在的天体物理学),后来又转攻中国天文学史和科学史。晚年的薮内先生对此不无感叹:“人生就好像是物理实验,在实验中难免会有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失败往往导致新的人生道路的开辟。”“我转攻中国天文学和科学史,这并不是我最初的意愿,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失败的结果。” 京都在794~1868年间一直是日本首都,京都大学是继东京大学之后的日本第二所大学,更由于汉学家狩野直喜(1868~1947)和内藤次郎(1879~1934)的工作,使京都大学在汉学研究方面一度居日本之首。京都大学的宇宙物理学科是天文学家新城新藏(1893~1938)所创立的。新城先生是一位富于革新精神、学术思想活跃的教授。在他的影响下,京都大学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大学的新风尚。1929年,新城出任京都大学校长,任职期满后到中国,担任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致力于抢救、整理战火中留存下来的中国文化资料,1938年病逝于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一生热爱中国,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研究成果概括在《东洋天文学史研究》(1928年)一书中。新城对薮内先生一生的科学研究道路有重要影响,薮内先生就是在大学最后一年听了新城的东洋天文学史讲座后,产生了研究中国天文学兴趣的,而这竟成为薮内先生毕生的事业。 当时,京都大学除了新城新藏外,经济学家河上肇(1879~1946)、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86~1964)、历史地理学家小川琢治(1870~1941)等入均对中国问题有兴趣,一时形成了研究中国的风潮,这对于薮内先生研究道路的选择也产生了影响。 1929年,薮内先生毕业后留校担任了副手(助教之下的大学职员),1935年经新城的学生,专攻中国天文学史的能田忠亮博士的推荐,进入东方文化研究所,正式开始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该研究所的前身是昭和四年设立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归属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部管辖(该事业部还管辖东京的一个研究所及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北京的东方文化筹备委员会),研究人员大多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学者。薮内先生进所后,一面参加历史学教授森鹿三组织的《史记》研读会,学习中国古典文献的解读,一面随汉学家傅艺子学习古汉语,并在能田博士指导下开始了最早的专题研究——探讨宋皇祐年间的恒星观测资料。 能田博士对中国天文学的研究,是从中国最早的数学天文学专著《周髀算经》开始的,通过对儒教经典《礼记》中有关月令的研究,发展到对盖天说、浑天说这些宇宙观的研究,而新城则致力于推测《左传》的成书年代,进而研究自周初到汉太历形成期间的历谱,研究重点在历法。薮内比较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希腊天文学,发现中国的天文学是以历算为中心而发展的,而希腊天文学则是从天动说到地动说,更重视理论的发展。与支撑希腊天文学的理论展开不同的是,中国的天文学是以计算技术为核心的。因此,历法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加之薮内先生在大学时代已经掌握了坚实的历算和天体力学知识,使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首先确定在中国的历法史上。自1941年起,他将殷周至隋代的历法史作为研究目标,致力于对《隋书》和《唐书》律历志的研读。在战争结束前,大体完成了涉及中国三千年的历法史研究。1943年,完成了《支那的天文学》(恒星社)。1944年,完成了成名作《隋唐历法史研究》(三省堂)。在《隋唐历法史研究》一书中,他不仅考察了中国传统历法的计算方法,还包括对瞿昙悉达译出的依据印度天文学知识编写的《九执历》的研究成果,为此于1945年获京都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1948年,旧人文科学研究所与东方文化研究所、西洋文化研究所合并,成立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第二年,薮内先生被聘为京都大学教授,担任了该所的科学史讲座。该所的一个重要风尚,就是在个人研究的同时,还要承担以教授为首的共同研究任务。原设于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天文历算研究室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到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全面研究,以薮内先生为首的最早集体研究,是对《天工开物》的研究,后来还对《齐民要术》进行了研读。在所内外科技史学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于1953年完成了《天工开物研究》(恒星社厚生阁),该书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