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题的悲剧性看《墙头马上》对《井底引银瓶》的继承和发展.docVIP

从主题的悲剧性看《墙头马上》对《井底引银瓶》的继承和发展

一、引言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关于爱情悲剧的故事可谓数不胜数，其中的悲剧因素不外乎两种：一是“男子的负心”（例如《诗经》中的名篇《氓》），一是封建家长专制的阻挠与破坏（例如汉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而《墙头马上》则集这两个悲剧因素为一体，尽管剧中的对白语言爽朗明快，具有浓厚的市井喜剧色彩，且在最后有所谓的“携子认亲”的大团圆结局，满足了看客们的普遍心理期望，但却依然难以扭转本剧主题的悲剧性涵义，而“主题的悲剧性”也恰恰使得《墙头马上》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以歌颂婚姻爱情自由为主题的剧作，这也正是它的特色光芒闪耀之所在。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到白朴的《墙头马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文学体裁，他们所反映的也正是异样的社会，文化，人生和思想，有着各自的时代烙印，但在这些诸多的不同之中也蕴含着无法磨灭的相同之处。因此，在下文中，本文试就从“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之继承”、“人物的性格与观念之比较”、“剧情情节之变化”这三个方面来分别论述《墙头马上》对于《井底引银瓶》的“主题的悲剧性”的继承与发展。

二、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之继承

关于《井底引银瓶》的社会背景，陈寅恪先生有过相关的论述：“乐天《新乐府》和《秦中吟》之所咏，皆贞元元和间政治社会之现象。此篇（即《井底引银瓶》）以‘止淫奔’为主旨，篇末以告诫痴小女子为言，则其时社会风俗男女关系与之相涉可知。”同时，陈先生还指出一点，唐代社会所继承的是魏晋南北朝的旧俗，大致以两件事来品评一个读书人人品之高下，一为婚姻，一为仕宦。结婚不娶名门之女与仕宦不做清望官，都是为当时社会所不齿的。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风俗对于门第观念是极为重视的，它已经成为了评判一个读书求仕之人的准则，因此，这就极有可能导致“始乱终弃”成为当时社会男女之间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例如唐传奇《莺莺传》就是一则最好的例证，关于这一观点，前人已多有论述，笔者在此就不多加笔墨了。

在《墙头马上》中，白朴将这段爱情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在了唐高宗即位的仪凤三年，如此一来，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那一个大的社会环境，继承了那自南北朝以来就盛行的门当户对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婚姻观，这种具有史家笔法的写作风格大大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也为本剧的悲剧性色彩埋下了一个伏笔。

白朴将这种社会影响之下顽固的门第观念赋予到了裴少俊的父亲裴尚书的身上，在裴尚书的心中，通过科举来进入上层社会才是读书人应走的正途，从而以此身份再进行政治联姻来达到攀龙附凤的目的，进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样的功成名就才是当时社会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唯一标准，因此这种婚约的背后所隐藏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门第观念对人们思想的腐蚀，正是《墙头马上》的悲剧之所在，也是那个社会所有女性爱情婚姻悲剧的根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腐蚀之下，裴少俊和李千金的私定情缘被裴尚书认为是阻挡裴少俊科举之路的一块绊脚石，“高明”的裴尚书是以“毁家以立业”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着这贼丑生与你一纸休书，便着你归家去。少俊，你只今日，便与我收拾琴剑书箱，上朝求官应举去。”而在裴少俊状元及第，做了洛阳县尹之后，裴尚书却亲自牵羊担酒，登门认亲，不为别的，只因为他已得知李千金是李总管李世杰的女儿，是李广之后，是皇室宗族，完全符合他心目中名门之女的要求，裴少俊的仕途顺畅和李千金的身份地位才是这一场大团圆结局的两个决定性因素，这两个理由真正是李千金奋力抗争，追求自由爱情婚姻的无声否定，也是这一杂剧主题的悲剧性的完全体现。

三、人物的性格与观念之比较

《井底引银瓶》和《墙头马上》里男女主人公在爱情婚姻的主动权上，在反抗外力，争取婚姻幸福的斗争中，所表现的性格是大不一样的，本文就试以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为例，从她们性格和观念的比较中论述主题悲剧性的继承与发展。

白诗中的女主人公的塑造只是作为白居易“止淫奔”故事主旨的一个载体，从“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随君去”的私奔到“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的黯然神伤，她都只是抱有着一种相对被动的心态，只是一味地去承受着命运的安排，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当然，这和白居易创作本诗的初衷有很大的关系的。在诗篇的末尾，白居易以“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的告诫口吻否定了淫奔的合理性，这无疑是显示了作者在主观意念上还是维护封建礼教而不赞成私奔的，这也是对所谓的“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传统思想的认可。诚如霍松林先生所言：“这首诗是有暴露封建礼教的积极的作用的……这首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客观效果，是和作者主观上同情妇女的不幸遭遇分不开的。但是作者又是维护封建礼教的，他同情女主人公的不幸，却认为要避免这种不幸，就得‘止淫奔’，按照封建礼教办事。”

因而，《井底引银瓶》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