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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浪情欲与仕婚理念的错位整合

摘要：白朴的爱情喜剧《墙头马上》不仅突破了原始素材“止淫奔”的劝诫题旨，传达了在异质文化浸润下以张扬人类本能情欲为表征的“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婚姻理想，也形象地揭示了剧作家强烈的个性解放欲求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对峙抗衡，并力图凭借人性与情欲这条具有超时空特质的精神纽带，实现人类原欲与仕婚理念的联姻媾和，使全剧呈现出张扬个性与皈依礼法相互扭结的泛人文内涵。

关键词：《墙头马上》；人类原欲；仕婚理念；泛人文内涵

如果说白朴的《梧桐雨》杂剧借助狞厉顽艳的帝妃之恋集中表现了人类的情感欲望与生存环境和社会秩序的激烈冲突，演述的是难以抗拒的人生悲剧或命运悲剧，那么，他的另一部杂剧《墙头马上》则揭示了剧作家强烈的个性解放欲求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对峙抗衡，表现的是心理层面上的情感与理念冲突。为了缓和以至化解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剧作家匠心独运地塑造了气质性格与价值观念迥异的男女主人公形象，力图凭借人性与情欲这条具有超时空特质的精神纽带，实现人类原欲与仕婚理念的联姻媾和，使全剧呈现出张扬个性与皈依礼法相互扭结的泛人文内涵。

白朴幼年逢难，长期踟蹰于欲仕不能、欲罢不忍的人生困境中，为消解精神苦闷，他迹身青楼、流连花酒，以情场的得意来弥补人生的失意。以此为契机，白朴濡染并接受了与传统道德观念逆向滋长的新兴市民意识，自发地产生挣脱纲常礼教的桎梏、追求人格自由的心理欲望。这种崇尚自我、张扬个性的心理欲望，不仅表现为对男女爱欲的充分肯定，也表现为对包括青楼女子在内的女性人格的尊重与爱赏（白朴散曲令套中多有对风尘艺妓和男女情爱的深情歌咏）。我们有理由认为，爱情喜剧《墙头马上》的编撰，不仅突破了原始素材“止淫奔”的劝诫题旨，而且传达了在异质文化浸润下以张扬人类本能情欲为表征的“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婚姻理想。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指出，囿于门第家世和所受教养的影响，白朴始终未能表现出与纲常礼教决裂的勇气，于狂热地宣泄两性爱欲的同时，又在一相情愿地编织着门当户对、夫荣妻贵的幻梦，并为之先行设置一个“议结婚姻”的合“礼”前提。这种向往性爱自由与恪守伦理规范的两难抉择，最终附丽在以性爱为纽带联结起来的男女主人公身上，力图借以实现宗法理念与放浪情欲的奇幻媾和。以洛阳总管之女的尊贵身份出现的李千金，无疑是门第婚姻理念与炽热情欲的矛盾集合体，体现着生活在伦常失序、物欲横流的都市底层的失意文士的心理渴求；自命矜持的尚书之子裴少俊当是深深眷恋往昔显赫家世却无力回天的剧作家怀旧梦魇的化身，他处身蒙元易代之际道德约束简慢的冶荡氛围中，沉迷风月、流连诗酒而又心念逝而不返的清高与尊荣。尽管他情如烈火，却自私懦弱，表里不一，虚矫鄙屑而又首鼠两端。为了实现“浪子才人”（裴少俊实为浪子才人的化身）由一见倾心、私期密约而终至花好月圆的美满姻缘，剧作家只好让女主人公付出越礼私奔的沉重代价，风流倜傥的男主角儿则由“艳遇”而轻而易举地金榜题名，顺理成章地将“暗合姻缘”推向“五花官诰七香车”的“完美”境界——现实境遇中的新型女性与穿越时空隧道的白衣秀士亦真亦幻地组建起尊崇但并不和谐的贵族家庭。

由于白朴终生徘徊在放浪玩世与伤逝怀旧的两歧路口，当他依据唐人白居易的乐府诗《井底引银瓶》编织风流艳冶的爱情风月剧时，潜意识中难以羁縻的花月之期常常受到传统理念的制约，苦于找不到一条让两者相容不悖的稳便途径：既要嵌入他对诸如天然秀这样“才艺尤度越流辈”的风尘才女的爱赏恋慕［1］（P23），又要满足对功名仕宦难以割舍的追怀憧憬，最稳便的办法是抬高诗中那个温柔多情但又孱弱无助的“痴小人家女”的家世地位，同时赋予诗歌原型中那位引得素昧平生的女子甘心“将身轻许”的白马公子以尊贵的门第。于是，充溢着游牧民族倔犟真率气质和市井女子泼辣狡狯心性的李千金被托身在名门，而贵为卿相之子的裴少俊却跻身于风流倜傥的“浪子”群体，演绎出“本我”之欲与“自我”之念和“超我”之理激烈冲突最终趋于妥协的情爱喜剧，具象出处在多元文化交织转型时期的世间生相。

当我们把活跃在《墙头马上》中的戏剧角色视为剧作家思想意识与心理行为的形象载体时，会惊奇地发现，李千金、裴少俊、裴尚书这三位在情节链条中互相牵制的人物形象，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对峙，形象地诠释着剧作家矛盾交织难以了断的心理情结：李千金体现着激荡在剧作家心灵深处的情感欲望，亦即无意识层面上的生理原欲；裴少俊则是一位处在历史与现实、理念与情感交汇点上的矛盾集合体，具象出剧作家处身于物欲泛滥的现实土壤中进退失据的复杂心境；固守着门第和纲常的裴尚书显然是剧作家借以调适情感与理念紧张对峙局面的控制键或无形索。从墙头马上的邂逅生情到及第得官后的破镜重圆，所有的情感波澜和家庭纠葛，都是剧作家矛盾纠结的心理过程的艺术外化。

李千金的原型或现实依托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