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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近代学制》

《中国现代学制》从“适应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现代学制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并对蔡元培、杜立伟、孟璐和中国教育协会进行了适当的评估。然而该文却一字未提为改革中国近代学制做了大量工作的陶行知(P101),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这里作一简略介绍。

一、杜威的演讲集和孟禄博士

我国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教育”运动,标志着我国现代教育的开始,同样是我国“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移的深刻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在世界现代教育思潮的催动下发生的。这种变化,既受到西方现代教育思潮的启蒙,又受到帝国主义入侵的严酷摧残和封建势力的重压。特殊的国情致使我国现代教育被迫承担着借鉴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发展现代教育之路的双重任务。陶行知正是在我国现代教育发端之时登上了中国文化教育的历史舞台,并几乎与之相始终。他对引进西方新教育思想和探索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路径都做出了独特而杰出的贡献年美国杜威博士到日本游历,当时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的陶行知得悉,3月12日写信给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留美同学胡适,托其邀请杜威来华讲学,(P15)随即蔡元培、胡适等商定,以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等五个文教团体的名义,联合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托到日本东京考察的南京高师教务主任郭秉文持函当面邀请。陶行知在《时报·教育周报·世界教育新思潮》第6号发表了《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的文章。(P214～215)5月1日,杜威从日本乘海轮抵上海,陶行知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留美归来的蒋梦麟(其后任南京政府的教育部长)一同到码头迎接。随后,陶行知与胡适、凌冰等陪同杜威到南京、上海等地讲演,分担口译。然后杜威夫妇由蔡元培陪同北上讲学,陶行知返回南京。“五四”运动后,在陶任教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把全校各科的“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不久为全国教育界所采用。

1920年4月起,主持接待杜威到南京高师讲授“教育哲学”、“试验伦理学”、“哲学史”等课程,随后到各地讲学,足迹遍及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1省,历时两年零两个月。陶行知受江苏教育会与南京高等师范的委托,安排杜威的讲学活动,并陪同在一些地方讲学,担任翻译。中国出版了杜威的演讲集:《杜威五大讲演》、《杜威教育哲学》、《民本主义与教育》,后一本是邹韬奋(署名邹恩润)翻译,由陶行知校译的。

1920年7月,陶行知欢送杜威回国。他与范源濂、蔡元培、张伯苓、严修、袁希涛等在北京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推范源濂为社长,蔡元培为副会长,决定聘请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华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并讲学。

从9月起,陶行知陪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史专家孟禄博士进行教育调查、讲演,并任口译。他在报上撰文介绍孟禄博士,系统地翻译并发表了孟禄的讲词。(P87～95)孟禄博士先后在南京教育界、苏州教育界、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师范学校、广州教育联合会、无锡全城各校长和教员中进行调查,发表演讲;并就义务教育、普及教育、学制问题、新教育与旧教育的差异、共和与教育、分科制师范生、是否寄宿等问题或答问或演讲。”(P929～934)

陶行知在实际教育调查社为孟禄举行的饯别会上作了讲话。他说:“此次随博士同行,关于种种实际困难问题,得以随时质疑问难,得益不浅,这是应当感谢孟禄先生的。此次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我们当这新纪元开始的时候,要参与教育改革运动,须是两种精神:一是开辟的精神,二是试验的精神。”(P400)

12月底,孟禄考察中国教育状况之后,在北京与各省代表就小学校、中心校、教授法、课程、教育行政、教师职业、成人教育、特别教育、学校建筑与卫生、私人兴办教育与政府承认问题等中国教育问题进行了讨论。(P389～399)

1922年1月4日,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公宴孟禄会上,介绍孟禄此次来华的活动与收获:孟禄先生考察的地方北有奉天、天津、保定、开封、山西等地;南方有南京、上海、无锡、苏州、通州、杭州、厦门、广州、佛山等处。在各处选了几校考察了一下。先在北京开预备会,去年12月19、20、21三天开正式大会。……讨论了三天。后来有一好结果,就是组织了一个中华教育改进社。原有调查社、协进社、新教育改进社三个机关所做的事互有重复,不如组织一个更有力的机关。现有三社同人,商议简章;推举董事九人,即蔡、熊、张、汪、黄、郭、李……等诸先生。(P48)由董事聘干事,研究推广,以成为全国一致研究的机关。(P47～48)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说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陶行知是在中国引进杜威、孟禄新教育思想的积极倡议者和热忱推介者。这对于中国冲破传统旧教育的束缚,打开窥视世界新教育之窗,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中国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