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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令飞与鲁迅

一所处的时代背景

在《撤退》的续集中，陈丹青写了《鲁迅的故事》。分别是《富人对话》、《鲁迅与死亡》和《鲁迅是谁》。研究鲁迅是当下的显学,趋之若鹜者何止一二,而炮制的研究文字又何止千万;但陈氏的这三篇文字放在其中来看,一点也不失水准,而且是光彩夺目。依我看,陈丹青只是一个鲁迅作品的爱好者,为何对鲁迅有如此精彩和体贴的理解,这其中或许大有玄机?先说《笑谈大先生》,陈丹青谈论鲁迅鲜活生活的一面,让人感到有趣、可爱和温暖;而谈论《鲁迅与死亡》,又是讲鲁迅深邃、孤独乃至绝望的一面;接着谈《鲁迅是谁?》,则是叙述被历史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的鲁迅。所有这些,都是试图来阐述和还原一个私人视角的鲁迅形象。三篇文章一一读过,一个立体的鲁迅顿时组合,向你冲过来。如此这般的文字功力,只有佩服。

在《鲁迅是谁?》中,陈丹青有一段话值得细读:“所以周令飞动问‘鲁迅是谁’,鲁迅怕也弄不清‘令飞是谁’——令飞与我同岁同届,我一见他,除了头十秒钟惊喜,旋即发现他是我的那位中学同学。我在他脸上搜寻鲁迅,结果读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与生理密码:十六岁我下乡落户,在赣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岁当兵,在东北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站岗;八十年代我去了纽约,他去了东京;在台湾,我有一位爷爷,他有一位太太,当初他俩在东京向中国大使馆与台湾办事处申报婚姻,两边的官员均不敢作主成全这对政治鸳鸯,而他祖父周豫才和祖母许广平当年私奔结合,不必听候任何官家的批准……”令飞是鲁迅的孙子,他对于鲁迅的理解或许更多有血缘上的理解和体贴。而陈丹青将自己与周令飞的一一比较,一方面证明了作为鲁迅的后代与鲁迅生活时代的巨大差异,但无论是鲁迅、周令飞还是陈丹青,他们与自己的时代之间,均存在着一种格格不入的荒谬感和距离感;而另一方面又隐隐地在佐证着他自己拥有着和鲁迅的孙子一样的解读鲁迅和进入鲁迅的通道,通过周令飞,陈丹青似乎找到了接近鲁迅的密码。我细细读陈丹青关于鲁迅的文章,感受到他受到鲁迅的浸染并不很深,其中掩藏着一种精神的认同;但同时也暴露出一种巨大的豁口,这个豁口不是天然之间的某种联系,而是一种平等的交流或者对接。

由此,想到鲁迅的一句话,记忆很深刻:“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华盖集·题记》)这是魏晋人物的风骨,但用来理解鲁迅和陈丹青之间的关联,我觉得很是有意思。鲁迅作为一个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正如陈丹青在文章中所阐述的,有趣、幽默、好玩;但骨子里则有一种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因此陈丹青会写作《鲁迅与死亡》,因为鲁迅看得很透彻,洞开,清晰。在那个时代,鲁迅是一个格格不入的精神流亡者,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他皆不合作,永远保持批判态度。他批判国民党,批判北洋政府,批判清朝统治,批判封建势力,也同样他批判那些自诩为进步的文人;与胡适、林语堂、陈西滢等等这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论战,但也同时与田汉、郭沫若、周扬等等这些左翼文人打笔仗。鲁迅没有与任何一个政治势力保持一种亲密的合作姿态,他永远有怀疑的精神,他的骨子里有一种游离的距离感。因此,在现实中,鲁迅也必须是一个流亡者,他从绍兴到南京,到仙台到京都,然后从南京到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不断地疏离和流亡。读鲁迅的文字,会发现他对周遭的生活有着谈论不完的意见,完全不用像现在的杂文家或时评家每天要寻找素材来说话,他有太多的不满和异见。从西方的现代意义上来说,鲁迅是中国现代社会以来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而陈丹青则恰恰对接了他的这种精神的内涵,陈丹青的这种精神形成,不单纯的是受到鲁迅的熏染,我以为他们是在精神相遇,然后再深入地融合到自己的思想谱系之中。

陈丹青一九八二年到美国纽约,二○○○年回到中国,用将近二十年时间研习绘画;但实际上,他是用这二十年的时间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九八二年,陈丹青到美国之前,是中央美院的高才生,再之前,是受到共和国教育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劳动改造中塑造思想。但一九八二年到美国则很可能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成为一个体制外的流浪者;但也从此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在欧风美雨中熏陶,成长,吐出狼奶,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鲜的个人。而与鲁迅的再次相遇,却与一九八二年之前的阅读是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