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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禄与中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美国著名的教育历史学家、比较教育学者、纽约大学教授鲍姆罗德（bobmonroe，1869-1947）在1913、1921-22、1924、1925、1926-1927、1928-29、1931、1935和1937年，他在中国进行了10多年的教育、讲座和文化交流活动。

1921年9月,由实际教育调查社聘请,孟禄来华进行大规模教育调查与讲学,于1921年9月5日抵沪,1922年1月7日回国。这是孟禄在华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产生直接影响最大的一次,足迹遍及上海、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开封、徐州、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南通、福州、夏门、广州、济南、天津、奉天(今沈阳)等9省18市。调查结束后,在北京召开了盛大的教育讨论会。

孟禄是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从1924年9月至1941年一直担任该会副董事长,并于1924—37年间多次来华参加其年会、常会等,参与领导该会工作。

孟禄来华对于改进中国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推动“六·三·三”学制颁行,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是近现代中美文化教育交流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尚属空白。我们在搜集和整理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特编写此份《孟禄在华活动年表》,希望能为人们研究孟禄提供一个基本依据,推动国内外学术界对孟禄的研究。

一进行了职业教育的课

5月孟禄率基督教代表团在考察菲律宾教育后,抵沪。(1913年英文《大陆报》)

5月28日美国大学俱乐部在上海汇中饭店(PalaceHotel)宴请孟禄夫妇。孟禄应邀发表演讲。他反对对待教育概念的任何教条主义,指出在没有更好的定义之前,可接受一个关于人性的解释,即教育是“自由的保障和文明的炼狱”;他还批评美国没有职业教育,指出青年人太沉迷于从事一种终身职业。在谈到中国时,他说,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中国似乎正处在如同欧洲文艺复兴的时期。演讲后,与会人士进行了一场非正式讨论。(1913年5月29日英文《大陆报》,1913年6月18日英文《北京日报》PEKINGDAILYNEWS)

6月15—16日出席汇文大学建校25周年庆典及毕业典礼。16日下午,他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主要谈教育与人类文明和国民生活进步的关系,并举例说明教育在中国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演讲后,他被汇文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当天下午,孟禄应邀出席校长H.H.洛瑞(H.H.Lowry,中文名刘海澜)博士家宴。(1913年英文《北京日报》)

6月应邀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并与黄炎培等人谈教育问题。他说:“贵国未尝无优良小学校,第以余所见,一般学校理化等科程度去欧美太远,殊无以为富国之本。”又说:“贵国地层以上之农产,地层以下之矿产,如此天然大富源,加以民俗习于勤俭,苟能于教育注意此点,以余辈外人观之,致富强易易耳。”(1913年《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

6月孟禄访华期间,还经外交部介绍,到参议院旁听。

一教育与社会问题

9月5日孟禄与女儿抵沪。(1922年《新教育》第4卷第4期)

早在1918年夏,严修、范源廉等人赴美考察教育,就有意聘请他来华指导。1919年冬,袁希涛、陈宝泉组织欧美教育调查团赴美,再次聘请孟禄来华调查教育状况,以谋求中国教育改进的方法。1921年8月间,得知孟禄将来华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于是由范源廉、张伯苓、陶行知(时名陶知行)等人在京发起实际教育调查社,推举范源廉为社长,聘请孟禄来华调查科学教育。

该日上午,南北代表黄炎培、郭秉文、朱经农、陶行知、袁复礼、王志莘等人到码头欢迎(北京代表王文培因车阻未到)。随即同赴沧州别墅商谈此次孟禄来华调查与讲学事宜。(1923年《教育丛刊》第8集,1922年《新教育》第4卷第4期)

下午,孟禄接受国闻通信社记者采访,谈到来华主要目的,是为考察中国教育的进步,“教育为谋求国家进步与强盛的工具”。他将考察教育在中国是被视为“发达军国主义之工具,还是发展自由制度之工具”,并希望中国教育“从自由之途径而进步”;他说,不想对中国政治问题表示意见,而文化的进步与人民的安乐,都有赖教育遵自由途径而行,所以他将看教育是否如此;还说,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看,“教育的目的,要能光大中国人民之古道德,以与各国周旋,然后再求解决其困难问题。”(1921年9月6日《申报》)

6日上午,应上海教育界之请,与沈因孚、黄炎培、余日章、郭秉文、张叔良、贾季英、朱经农、陶行知等人在上海商科大学谈中国教育问题。随后,参观沪江大学,并在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及陶行知等人陪同下游览吴淞。(1922年《新教育》第4卷第4期)

7日上午在江苏省教育会继续谈中国教育问题。关于学制问题,孟禄除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