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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禄教授大规模教育调查与讲课

新仁旭学制（又称1922年的“新学制”）是中国现代三大学体系中使用最久、影响最大的一种制度。它较为符合中国实际及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征。自颁行以来,该学制的具体内容虽屡有变更,但主体框架却一直沿用至1949年,对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它仍为我国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地区的主体学制。由于该学制在制订过程中,正值实用主义教育思潮风行,因而明显受到美国教育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杜威来华讲学及其教育思想在新学制产生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足够重视,而对另一位美国教育家孟禄与该学制的关系却注意不够,仅有个别学者在有关论著中提及(如谢长法的《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王伦信的《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整理分析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孟禄与1922年新学制的关系作一探讨,并借此管窥孟禄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

一、教育现状及教育调查

作为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孟禄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教育,曾于1913年考察菲律宾教育后顺道访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和担任该院教育部部长期间,对中国留学生如蒋梦麟(后任民国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后任北京大学校长、驻美大使)、郭秉文(后任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长)、陶行知(后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生活教育社社长)、陈鹤琴(后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等的培养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指导,与中国弟子们感情融洽。1918年夏,严修、范源廉等人赴美考察教育,结识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部长的孟禄,得其帮助指导之处甚多,就有意聘请他来华。1919年冬,袁希涛、陈宝泉组织欧美教育调查团赴美,因有感于中国教育的空虚和美国教育的务实精神,再次聘请孟禄来华调查教育状况,希望他能以欧美科学的背景及其自身丰富的实际教育的经验,诊断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以谋求改进的方法。孟禄慨然答应,但因哥伦比亚大学教务繁忙及家事拖累,而未能成行。1921年8月,教育界人士得知孟禄将来华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于是由范源廉、黄炎培、张伯苓、蒋梦麟等人在京发起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推举范源廉为社长,聘请孟禄来华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

与此同时,为迎接孟禄来华,北京高师平民教育杂志社出版一期“孟禄专号”,教育界名流梁启超、严修、范源廉和一些孟禄从前的弟子们如邓萃英、李建勋、庄泽宣、常道直等人纷纷撰文,向国人介绍其生平、著作、教育思想和教育业绩等。严修称赞孟禄“优于德,优于学且优于才,严正而又和易”。张伯苓说:“门罗先生,学者也,宗教家也,教育家也,政治家也,一人而具四美。”由于学者名流的介绍,也由于孟禄本人的声望,人们期待着他的来华调查与讲学将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带来良方。而孟禄也没有使中国东道主失望。

孟禄于1921年9月5日到达上海。抵华后不久,在参加由实际教育调查社董事会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的会议上,孟禄发表意见,指出他此次调查注重四个方面:一是根据教师与学生之关系视察一切,而对中小学特别注意;二是科学教育及应用;三是师资;四是学校经费来源。在此后的近四个月时间里,他由陶行知、王文培、凌冰等弟子陪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调查了北京、保定、太原、开封等9省18市的二百多处教育机构和教育设施,发表了《共和与教育》、《影响教育问题的新势力》、《新教育与科学》等大小演讲六十余场,广泛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并频频与各地教育、实业界人士开座谈会和讨论会,对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予以具体的批评和指导。调查结束后,在北京召开了盛大的教育讨论会,各地教育精英云集京师,听取了孟禄关于调查结果的报告,与之广泛深入地探讨了包括学制、课程、教学法在内的方方面面的教育问题。在本次调查中,孟禄所到之处,不仅受到教育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也被各地军政要员奉为座上宾。而他温和儒雅的大家风范、真诚率直的人格魅力、卓越独到的学者见解和勇毅前行的行为作风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民主会议讨论持续展开

孟禄来华之际,正值学制改革呼声日高,新学制讨论、酝酿之时,他对此尤为关注,并直接参与了学制改革。抵华的第二天(9月6日),即应上海教育界之请,与沈恩孚、黄炎培、余日章、郭秉文、朱经农、陶行知等人在上海商科大学讨论学制问题。9月7日,又在江苏省教育会继续讨论。10月29日,孟禄在进行学校调查期间,专程赴广州参加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该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学制,此次会议通过了“新学制草案”)。他高度评价与肯定了这次学制改革会议,发表演讲《平民主义在教育上的应用》,并与各省代表开讨论会三次,还专门发表了《对于学制改进方面之意见数则》一文。总的来看,孟禄关于学制改革的主张包括以下内容:

1.教育的根本:民主主义

在对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与会代表的演讲中,孟禄开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