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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高校在科技兴农中的作用

(一)建设科技大农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粮食生产保持了7%的增长率，是世界平均年增长率的两倍。世界耕地的7%占总粮食总量的24%，世界粮食总量的22%得到了支持，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应当说,这一成就主要是由于生产关系变革的促进作用,而非农业生产力普遍地获得实质性革命的结果。事实上,我国农业现代化总体水平至今较低,农业效益仍然低下。据统计,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的56%,是发达国家的10多倍,我国基层生产组织的规模是美国的1/300,是法国的1/60;我国人均产粮产肉只是美国的1/100,法国的1/50。我国农业现代化总体水平仅达38分,与初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需的60分仍相距甚远,约相当于1980年代日本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的40%。尤其是“入世”后,我国农业是面临挑战最大的产业之一。因此,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显然,我国农业要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应对“入世”的挑战,要走科教兴农之路,切实加强农业的科技含金量,并通过科技与教育,切实解决“三农”问题,使我国农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其实,1991年11月,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就作出了关于抓紧实施科技、教育兴农战略的重大决策。进入新世纪,西部大开发战略将教育和科技列为重点发展的内容,为科技兴农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遇。2002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大力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重申,要加强“农科教结合”,要在农业先进实用技术推广方面有新的突破。

科教兴农机制何以有新的突破?作者认为,作为科教兴国排头兵的高校,应该在科教兴农方面切实作出应有的贡献。历史上,美国之所以迅速成为农产品大国,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实行科教兴农的策略。高校,尤其是赠地院校在农业技术推广教育与服务中处于中心地位,对其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这是美国科技兴农模式的最大特色,也是其最成功之处。但目前为止,我国对此研究不深入,关注不够。

(二)美国捐赠土地学校科学教育和繁荣农业的运行机制

在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方面,经过近150年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美国赠地院校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该机制有以下显著要素和特点:

1.传统的赠与地院校

为了进一步适应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需要,美国国会1862年通过的莫雷尔法案(MorillAct)规定,联邦依照各州国会议员人数,每一议员拨给3万英亩土地,向每个州的一所大学(一般是州立大学)送土地,各州须利用这些赠地的开发所得,开办农业和工艺教育,并为劳工家庭子女提供教育援助的经费。有的州创办设有农学院的新型高校——“农业和机械学院”(AgriculturalandTechnicalcollege),有的州则是加强建设已有州立大学的农学院。这些学校后来通称“赠地学院”(LandgrantedCollege)。这类学院一般为四年制,开设的专业课程包括农业、动物学、农产品加工学、农村建筑学和农村经济学等(但也不排斥其他普通学科),并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进行生产实习。一些学校还开设了农业管理科学系,实行农业专业技术教育和农业管理教育并重的双学位制,培养既能从事决策,应付国内外市场变化,又能协调内部产供销和人财物的复合型人才。而且,与传统大学不同的是,赠地院校大胆而务实地创新,不仅使农业工艺学正式进入高等学术殿堂,而且重视为乡村现代化服务,使大学切实向广大农夫开放。

在政府的切实支持下,赠地院校迅速发展。莫雷尔法令颁布之初,美国政府就共赠地1300万英亩:至19世纪末,政府共拨教育用地约1.5亿英亩,等于法国、瑞士、比利时三国领土面积之和。尤其是1890年国会通过第二个莫雷尔法案,规定每年为每所赠地院校提供1.5万美元办学经费,以后逐年增加,1907年该项费用增加到5万美元。这使得联邦对赠地院校年度拨款制度化,并持续至今。到1922年,赠地院校总数达69所,遍及美国各州。这为农业科技兴农奠定了坚实的智力和人力基础。

2.为农业科学研究提供研究项目

1875年,作为赠地院校的威斯康星大学率先在美国建立了农业试验站,向全州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后来其他州也相继建立了农业试验站。试验站在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成果卓著,引起国会重视,1887年通过了“海奇法案”(HatchAct)。

该法案规定,每个州或属地都要在赠地院校的农学院领导下成立一个农业试验站,以向农民示范该站的研究成果,及时有效地获取和传播有价值的农业情报,并把它传授到民众中去;并由联邦政府为其提供进行农业科学试验的基金,用以促进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研究项目以与本州农业生产有关的应用研究为主。例如,佛罗里达州的菠萝病虫害与改良问题,得克萨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