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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

一、规制举证责任的困难

全国人大提议对中国民事诉讼法进行审查。据报道，修订后将对《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订，证据系统是本次修订的重点内容之一。举证责任是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举证责任的作用远远超出证据制度本身,对整个民事诉讼都有重大影响,素有“民事诉讼的脊椎”之称。在修订中,如何完善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应当是此次修订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

由于民事法律的广泛性、民事纠纷的多样性、待证事实本身的复杂性、当事人对证据距离远近的差异性等因素,规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对于立法者来说可谓是一项高难度的、充满挑战性的工作。

规制举证责任的困难源自该制度自身的复杂性。首先,在举证责任这一概念下包含了两种意义上的负担,一种负担为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负担,另一种则是与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紧密相关的负担,即败诉风险。前者主要表现为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负担,因此我国的一些学者将其称为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后者决定了败诉结果由谁负担,所以被称为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这两种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虽然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两者又存在一系列的重要区别;其次,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明这项制度原本就令人费解。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用来克服事实真伪不明造成的裁判障碍的,是帮助法官履行裁判义务的,但它却被描述为当事人的责任,这就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因为客观的举证责任既与证明(Beweis)无关,也与责任(Last)无关”;最后,规定举证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有时是一件左右为难的事情。由于举证责任是败诉的风险,对于那些难以证明的案件事实来说,无论由哪一方负担举证责任,都很难作出符合证明要求的证明,正所谓“举证责任之所在,乃败诉之所在”。关于这一点,只要联系医疗侵权诉讼、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这一要件的证明就不难理解。

二、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规范

在对举证责任制度进行规制时,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举证责任的分配,实质上是要解决作为裁判基础的重要案件事实未能得到证明时,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由此产生的不利的裁判结果。

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就很容易使人们认为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应当由《民事诉讼法》来规定,然而,尽管举证责任制度的重要性突出地表现在民事诉讼的过程中,也只有在民事诉讼中人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制度的存在,但是,这些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却只是事物的表象而非本质。如何在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并不是一个诉讼程序问题,一个能够由《民事诉讼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到实体法中寻找如何分配举证责任的答案。

在民事诉讼中,作为当事人诉讼请求或者抗辩依据的重要事实出现了争议,法院就需要通过收集证据来查明事实进而适用实体法的相关规定作出裁判。从证明的结果看,存在三种状态:其一是争议事实的真实性已得到证明,或者说法官在心中产生了该事实为真实的确信;其二是争议事实的虚假获得了证明,也就是法官形成了该事实为假的心证;还有第三种可能是待证事实的真或伪直到证明过程结束仍然无法确定,法官无法形成事实真或伪的心证。在第三种情形下,“便产生法院应当如何继续进行程序的问题。人们可以这样设想,即程序将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事实得到证明或被驳倒为止。果真如此的话,许多诉讼程序就将根本无法结束,因为有很多事情的经过已经不可能再澄清了。所以,人们就需要这样的规定,也即对于既存在争议又对裁判意义重大的事实的无法澄清,明确应当由哪一方诉讼当事人来承担不利(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

上述分析表明,举证责任规范是帮助法院作出裁判的辅助性规范,当证明成功,事实的“真”或者“伪”能够确定时,法官可以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无需考虑举证责任问题,但倘若证明失败,法官就需要借助举证责任来作出裁判,在举证责任的指引下,即把不利的裁判结果判给对该事实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正是举证责任的存在,才确保了法官在事实无法查清的困难情况下得以完成裁判义务。

法官在裁判中的任务是要解决原告主张的权利是否存在,或者被告提出的权利不发生、已经变更或消灭的主张是否成立,而法官在作出判决时,须依据和援引规范系争权利的实体法。举证责任的功能在于,当实体法规定的要件事实得不到证明时为法官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相对于规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实体法规范,举证责任规范是次要的归属规范,它与拟适用于争议事实的法律规范属于同一法律领域,所以从本质上看,举证责任规范附属于实体法规范的事实构成要件,在其他法律中对它进行规定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分配举证责任的规范是实体法规范,还可以从以下分析中得到说明:原告到法院进行民事诉讼,会提出各种具体的请求,被告也会提出各种抗辩甚至反请求,这些请求和抗辩要想得到法院的支持,均需要依据实体法的规定提出,或者说不论当事人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客观上他们的主张要有法律依据才会为法律所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