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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与程朱理学

理学（主要指程朱理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明末逐渐衰落。清初由于康熙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一度出现兴盛局面:康熙亲自编纂《性理精义》,《朱子全书》也在此时由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编讫。乾隆时期,《朱子全书》与其他宋儒之书成为了太学生的必读与考核标准,理学进一步上升为具有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与此同时,李光地、陆陇其、张履祥、方苞等一批学者大力从事理学的研究与传播。但当考据学兴起,理学逐渐从云端跌入谷底。学术界出现“从事于词章十之七,从事于训诂十之二,从事于性理或十不得一”的局面,学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考据学成为学术的主要思潮,理学式微。然而,当历史的车轮行进至道咸同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学术的发展变化,理学再度兴盛:在关中、两湖、安徽等地,涌现出了一批理学家,如:唐鉴、曾国藩、倭仁、吴廷栋、李棠阶、罗泽南等。他们尊崇朱子学说,甚至认为朱子之学即孔孟之道。此期的理学复兴,学者们一致认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1)学界对晚清理学复兴时间大致定于道光末年至光绪初年,复兴原因十分复杂,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的因素兼而有之,当然也不能忽视诸多学者的振臂高呼,在这些力挽狂澜的学者中,方东树的努力尤为值得关注,本文将主要就方东树与晚清理学复兴之关系略作探讨。

1方氏尊奉程朱病理学之原因

方东树,生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九月,卒于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字植之,别号副墨子,晚年以“仪卫”名轩,乃取“慕蘧伯玉五十知非,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自号仪卫老人,后人称仪卫先生,是桐城派大师姚鼐的高足,其一生经历了乾嘉道咸四朝。他先后多次应乡试,然而举业未就,50岁后不再仕进,以教书、客游、著书为业。其平生虽穷愁潦倒,然著述颇多,约有百余卷。据方氏弟子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及《方植之全集》,以及其他相关文献考察,方氏约有著作24种,其中诗文集8种,学术思想著作11种,自律、家训类著作4种,诗学著作1种。从方氏留下的著作来看,其研究儒学义理之学术著作占了绝大部分,可见其一生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研究、护卫、传承程朱理学,就连阐述其诗学思想的《昭昧詹言》也时时引用朱子观点。(2)故而苏惇元在《仪卫方先生传》中说:“先生不欲以诗文鸣,而更研穷儒,先义理之学,及老尤笃。”附录方东树亦云:“少时亦尝泛滥百家,惟于朱子言有独契,觉其言言当于人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曾、思、孟无二,以观他家,则皆不能无疑滞焉。”对于方氏尊奉程朱理学之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

第一,家学渊源。桐城方氏有“桂林方”、“会宫方”、“鲁谼方”等数支,方东树属于鲁谼方氏一支,此族于明洪武间由徽州婺源(今属江西)迁入安徽桐城。鲁谼方氏一族自迁至桐城之先祖算起,传至方东树为第十三世。婺源是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祖先世居之地,流风遗韵远较他处深厚,尊崇礼教,“绝不空言德性”,“不悖朱子之教”。东树高祖方晙与名儒方闲阿友善,并命长子方泽师事方闲阿,由此方氏世代愈发谨守朱子学。(3)

第二,师承影响。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始,时年22岁的方东树赴江宁,拜姚鼐为师,后与管同、梅曾亮、刘开一起成为姚门高足,合称为“姚门四杰”。他随侍姚鼐讲席最久,先后两次入姚鼐主讲的钟山书院,第二次乃受姚鼐所托,课其长孙姚诵,故而其受姚鼐思想影响最深。曾声称“程、朱犹吾父师也”268的姚鼐,一生以程朱之学为治学根本,且在乾隆中叶,当汉学发展到一个高峰阶段,并形成了一股反对程朱理学的潮流时,姚鼐为了卫护程、朱,力排众议,对汉学提出了批判。老师对程朱理学的信仰与拥护深深影响了从小就尊奉朱子学的方东树。除此之外,桐城风气与清初学风的影响亦是方氏一生尊奉程朱原因,(4)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以上二者。

2乾嘉经学的复兴与转向

方东树所生活的嘉、道之际,正是清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方氏目睹乾嘉汉学埋首考据与现实脱离的风气及社会国家日益动荡不安的局面,在前人批判汉学的基础上,揭橥反汉学大旗,主张复兴宋学(理学),汉宋兼采,从而对当时及以后的思想转向发生了重大影响。

2.1“为学始一,正其趋向,尽量立个人而至概述。”

若将方东树一生的学术研究分为四个阶段,那么从“十一岁,初学为文”卷首,至28岁左右为第一阶段。此期方氏出入百家,最后一眼觑定朱子之学。这种由百家而独尊朱子的转变,一方面与其22岁入钟山书院师从姚鼐有关,另一方面是其自身潜心研习宋儒理学后的选择。在此期间,可考之著述概有四种(主要指学术著作,以下同):《屠龙子释义》、《阴符经解》、《栎社杂篇》、《老子章义》。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