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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承德时期的蒙金战争

史书称赞朱元璋“慷慨，使用军队”。1这其中虽有某些溢美的成份,但却是对成吉思汗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的最好概括。特别是到了他的后半生,在攻金战争中,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表现尤为突出、鲜明。其战略战术,与漠北统一战争时相比,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的作战对象、战争范围、战区地理条件及作战手段等等都起了极大的变化。统一战争时的作战对象札答兰部、克烈部、乃蛮部以及塔塔儿部等,都是互不统属的大小游牧部落,而攻金时则面对女真贵族统治的、以汉族为主体的、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的上邦大国。战争范围,原来主要是在漠北地区,而攻金战争则扩大到东至海,西到西夏,北起大漠,南到汉水、淮河流域。战区的地理条件,原来是便于骏马驰骋的蒙古高原,而攻金战争则是既有江河沟渠障碍,又有城堡险关。在作战手段上,由野战为主转为攻城夺塞为主,因而,单靠高超的骑术和熟练的箭术已经远远不适应战争的需要了。上述变化了的情况,要求成吉思汗及其统帅的蒙古军,在战略战术上必须随之作出相应的巨大转变。成吉思汗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他不因袭旧规,而是善于临敌应变,因事造势,富于创造性和革新精神。因此,如果说成吉思汗的战略战术在统一战争时还处于初级阶段,那么,到蒙金战争时则已经发展到了高级阶段。本文试以蒙金战争的二十四年进程为背景,对成吉思汗的战略战术作一探讨。

积极当了攻金战争准备工作

成吉思汗亲自出兵进攻金国,始于1211年(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但攻金的战争准备工作,早在统一蒙古诸部后的1206年就已着手了。在很早以前,成吉思汗的宗祖俺巴孩汗被金国钉死在木驴上,蒙、金结下了世仇。时至金世宗时,由于金统治者对蒙古民族的压迫、剥削,致使蒙古民众对金朝“怨入骨髓”。因此,成吉思汗早想利用蒙古民众的仇金情绪,发动攻金战争。但当时蒙古高原上他的仇敌太多,无力伐金。当他于1206年立国称汗以后,自觉羽毛丰满,势力日盛,便“定议致讨”。2头脑清醒、富于自知之明的成吉思汗深知,要打败金国这样一个上邦大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远隔广漠,对敌情若明若暗,特别是对金国的界壕边堡闻而生畏,所以“未敢轻动也”。2于是,他除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蒙古诸部的统一,安定后方,扫除内部残余反抗势力之外,积极而又隐密地进行了将近六年的攻金战争准备工作。最主要的有五个方面:

1.在攻金战争失败后,依据社会民族特点,建立了金朝使用和反金军队

成吉思汗深知反以知彼,复以知己的重要性,多年来养成了“察敌情伪,专务乘乱”3的良好习惯。他利用往来于蒙、金之间的官员、使节、商人和居于阴山北部为金守边的汪古部人以及金国的降人等等渠道,广泛收集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及地理情报。例如早在汪罕被消灭以前,成吉思汗就曾直接同金国派往汪罕的使节耶律阿海作过面谈,耶律阿海见成吉思汗势力益盛,有意投附,就说:“金国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4成吉思汗得到这个深知金国内情的人,留在身边,“参予机谋,出入战阵,常在左右”。5到乃蛮等部被削平以后,成吉思汗又派札八儿出使金国搜集情报,从而尽知其山川道路、宫廷状况,为后来冲开金国的界壕边堡和长城防线,获得了第一手资料。1210年春,金国在西北界壕边堡上筑乌沙堡(今内蒙乌盟兴和境内),成吉思汗为了摸清真实情况,派大将哲别对乌沙堡进行了武力试探,“袭杀其众,遂略地而东”。6从此便知金国构筑的长达三千余里的界壕边堡线,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天堑,金国的“猛安”、“谋克”,也不是不可战胜的军队。同年,成吉思汗又从金国使节那里得知金章宗完颜璟已死,其继承者恰是亲自接触过的“庸懦”无能之辈卫绍王完颜永济,便欲同金国决裂。后来,又从金戍守西北边防之军降者处,进一步了解到金国遣兵分屯山后(今山西大同及张北一带),企图待成吉思汗入贡时将他杀死,然后引兵深入蒙古。这些情报,对成吉思汗决心于1211年2月“自将南伐”7起了促进作用,也为他夺取攻金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汪古部游牧于今内蒙古大青山地区,世代为金国守护界壕边堡。1204年,部长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在成吉思汗的诱胁下,拒绝乃蛮部太阳汗的招附,投归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约汪古部长共同攻灭了乃蛮部,后来又“从下中原,复为向导,南出界垣”。8这样,汪古部就由原来专为金国守边,转化为成吉思汗攻金的“向导”和内应,从而,蒙古军在金国北部边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建立了攻金的跳板和战略基地。另外,契丹人的辽国在1125年被金攻灭后,契丹余众不堪忍受金朝的残酷统治和压迫,时有反抗。金帝完颜永济怀疑契丹人“有他志”,便下令以两户女真人夹居一户契丹人,加以管制和监视。结果,使契丹人更加怨恨金朝。成吉思汗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声称协助契丹人解脱金朝的压迫,鼓励契丹人反金复国。据《大金国志》卷二十一记载:1207年,自契丹人组成的军在成吉思汗的策动下,有不少人“因赏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