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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到法定婚龄婚姻的效力问题她是谁的合法妻子

1997年，17岁的云南女孩倪某从父亲那里结婚，并于同年10月通过虚假报告与姚结婚。第二年生下一女。2001年3月,姚某去广东打工,倪某独自一人返回云南老家。回家时,倪某与正要去云南寻找对象的张某相识，张某家与姚某家邻县。同行途中,二人产生爱慕之情,应张某之邀,倪某与其同到昆明游玩了数天。分手后,双方约定各自回去出具婚姻状况证明,于5月1日到张某所在地领取结婚证。倪某通过其任村主任的姑夫很容易地从村公所开出了婚姻状况证明，并于5月8日与张某领取了结婚证,过起了夫妻生活。

2001年11月,倪某因思女心切，独自一人偷偷地回到前夫所在村的幼儿园看望女儿,被姚家人认出带回家去。倪某的失踪让张家人十分着急,他们四处打探倪某的下落。不久,一位熟人告诉张家人说,他在邻县做工时发现房东家的外甥媳妇有点像倪某。于是,张家按照熟人提供的地址,一路寻到姚家,果然,倪某住在这里。张家要求带人回去,但姚家坚决不让,双方发生激烈争执。邻居报警后案发,倪某被民警带走。

2001年12月15日,该县人民检察院以倪某涉嫌重婚罪批准逮捕。此后,县人民法院进行了不公开审理,法院最终撤销了倪某与张某的婚姻关系,以重婚罪判处倪某有期徒刑6个月。法盲终于吞下了自己酿成的苦酒。

本案审理过程中围绕倪某到底该是谁的合法妻子,产生过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倪某的第一次婚姻是合法的。虽然倪某未到法定婚龄就和姚某登记结婚,但现在已过法定婚龄,因而她的婚姻已从无效转化为有效，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另一种意见认为,倪某的第二次婚姻是合法的。我国《婚姻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无效的婚姻自始无效。既然第一次婚姻自始无效,那么倪某的第二次婚姻只要符合法律程序,履行相关手续,就该视为合法有效。

本案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无效婚姻能否转化为有效婚姻问题上。这个问题解决了,倪某作为与姚某婚姻主体的合法性就能确立。

我国《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这就是法定婚龄,是法律所确认的准予结婚的最低年龄。只有男女双方的年龄都在法定婚龄以上(含法定婚龄),才能依法结合为夫妻。《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未到法定婚龄的婚姻无效。由此,如果男女双方或者其中任何一方的年龄在法定婚龄以下,则他们所缔结的婚姻无效。因为男女结合为夫妻之后就要共同生活在一起，要生儿育女,要承担对对方，对子女、对家庭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所以法律要确认一个准予结婚的最低年龄，以保证男女双方在生理、心理上都已发育成熟,同时社会也能提供相当的条件使男女双方在此后的生活中有能力承担起因结婚而产生的各种责任。

此案中,倪某第一次结婚时才17周岁,就由父作主盲目地与一个没有感情基础的男子结婚，她的生理、心理都没有发育完全,以至后来对丈夫、女儿缺乏责任心。在当时,由于婚姻登记机关审核不严，违法办理了结婚登记,他们的婚姻在当时是违法的、无效的。但当倪某年满二十周岁时,这桩婚姻在法律上就起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此时的她已完全具备了我国婚姻法所确认夫妻关系构成的各种要件,本身又默认了这种事实上的夫妻关系,无效婚姻自然就转化为有效婚姻了。这时倪某的婚姻既受法律保护,也受法律约束。法律保护的是她和姚某的婚姻,法律约束的是她和张某的结合。倪某想要与她相爱的人结婚,只有先与她的第一个丈夫解除婚姻关系，才可以重新与他人缔结婚姻,这是一道必经的法律程序。否则就是重婚,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本案中,如果倪某与姚某的婚姻没有转化为有效婚姻,也是不能与他人结婚的。这是因为倪某无效婚姻的手续是合法的,所以,她也应当先向当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或由婚姻登记机关收回结婚证,然后，才能申请与他人结婚。有人根据《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的婚姻自始无效,从而否定倪某的第一次婚姻最终走向合法化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这个案例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第二种意见的泥淖之中。一旦发生错判,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不仅会使法官对倪某的重婚行为无法定罪,放纵犯罪，而且也将首开我国后来居上的成婚先例,从而造成婚姻司法上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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