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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对碳交易价格的影响

摘要：文章从碳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的角度，研究碳交易试点的价格是否准确反映了当地能源结构的变动，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在其中的支持作用。基于2013年8月至2020年12月的月度数据，文章发现直辖市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设计和运行情况较好，碳价格准确及时地反映了能源结构的变动，且金融发展水平发挥了很好的调节作用。然而非直辖市试点的碳排放市场设计存在不足。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应该吸取经验教训。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能源结构；金融发展水平

一、引言

由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是人类目前面临的最严峻考验之一（LiuandDong，2021）。世界各国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尤其是化石燃料，从而导致了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气候变化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包括生物多样性减弱、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甚至导致人类被迫迁移（Sadawietal，2021）。为了控制全球气候变暖，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日益受到重视。1997年，192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以货币化的方式建立了二氧化碳排放管控体系（Sadawietal，2021）。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全世界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巴黎协定》，确定了将全球平均气温控制在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2摄氏度以内的长期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但同时也产生了惊人的碳排放量。目前，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超过美国、欧盟与日本的总和，人均碳排放量也超过了欧盟。为了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我国政府多次承诺，力争使中国于2030年前碳达峰，2060前实现碳中和。同时，中国的“十四五”規划确定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国家发改委则制定了以清洁空气为首要标准的“美丽中国”评价体系（Wangetal，2021）。这些足以表明中国政府控碳减碳的决心。

对于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早期的经济学家Pigou提出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排污者征税（庇谷税），从而弥补排污者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20世纪中叶，Coase（1960）提出另一种方案：通过明晰权利并进行交易的方式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在交易成本为零时，Coase所提出的交易方案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从总体社会效益的角度而言（不考虑权利归属带来的公平正义问题），优于庇谷税。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实践了Coase的思想，率先倡导以货币化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温室气体排放管控体系（Sadawietal，2021）。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若干碳排放交易机制得以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对二氧化碳的排放进行市场定价，允许实际碳排放低于配额的排放者可以将剩余的碳排放权利出售给实际碳排放高于配额的排放者。如成立于2003年的美国区域碳污染减排计划（RegionalGreenhouseGasEmissionReductionAction），成立于2005年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ropeanUnionEmissionTradingScheme），成立于2007年的西部气候倡议（WesternClimateInitiative），以及2013年、2014年、2017年建立的中国八大碳排放交易试点：深圳、北京、广州、上海、天津、湖北、重庆、福建；2021年，全国碳交易市场成立，各碳交易试点停运。根据中国碳排放交易网的报道，截至2021年，全球有21个正在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其覆盖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0%，每年交易规模超过600亿美元①。目前，中国的碳排放量已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人均碳排放量超过欧盟②；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承担国际责任，也是为了提高能源效率，寻求替代能源，改善环境质量，从而提升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著名的波特假说提出，适当且设计良好的环境规制可以刺激企业的绿色低碳创新投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从而能弥补甚至超越企业的守约成本（Porter，1991）。环境规制又可细分为市场型环境规制、命令型环境规制、自愿型环境规制。Liao（2018）指出，市场驱动型工具和自愿参与型工具对企业环境创新的三个维度都有显著积极影响，命令控制型工具则只对一个维度有积极影响。张明等（2022）选取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于废水的治理效果更突出，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废气治理的效果更好。他们进一步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市场型环境规制能促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即总体而言，市场型环境规制是三种规制中效果较好，较多的经验证据显示其能有效地降低污染排放，激励技术创新。碳交易属于典型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学术界对于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