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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小说中报复负心汉故事的法律思考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大量的痴情女子报复负心汉的故事。对于此类故事的意义，人们有各种解读。但还有一些问题难以说清楚，比如，痴情女子在遭遇男方的背叛后，女方何以对男方抱有那么强烈的仇恨，甚至不惜一死来报复负心汉；即使死后也要化成厉鬼来向男方复仇。即使现在，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类似新闻，可见这是一个自古及今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深入论述这种强烈仇恨心理导致的报复行为，我们不妨借鉴一下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有关理论，把文学中的故事作为法律研究的文本，即以古代小说中涉及的此类故事为例，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一、报复负心汉是女子人性使然

由于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古代女子经常处于被欺凌与侮辱的地位。不过要追根朔源的话，在上古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子的地位似乎好于男子，那时还谈不上男尊女卑。进入父系社会后，鉴于男子生理上的优势，男子在社会上地位逐渐提高，并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这是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的自然选择。《易经·系辞传》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古人根据自然现象推断出“天尊地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规律，进而形成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男尊女卑思想。男尊女卑思想使古代男女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女性事实上可以被男性随意对待和不尊重。当女性被男子欺凌和侮辱后，女性也习惯性地忍辱负重。所以我们看到在古代文学中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里，并非所有的被抛弃者都敢于向负心汉展开强烈的报复行为。如《诗经·氓》中的弃妇，在被负心男抛弃后，只是无奈地回到娘家，不得不一个人忍受着无尽的耻辱，“及尔偕老，老使我怨”。《诗经》中类似的诗篇还有《中谷有蓷》、《遵大路》等，其中的痴情女子无不自怨自悔，很少对负心郎采取报复的行动。《诗经》以后的古典诗词中的弃妇形象，尽管各有特点，但在对待负心汉的态度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从不采取更激烈的报复行动，表现出共同的听天由命、无可奈何的软弱态度。之所以如此，也许与这些诗歌作者有关，其中表现出更多男尊女卑的思想态度。

唐人小说《莺莺传》严格来说也是一篇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主人公崔莺莺大胆追求爱情，但遇人不淑。当她意识到张生即将离开自己时，说道：“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面临自己将要被抛弃的命运，崔莺莺却“不敢恨”，甚至认为张生抛弃她“固其宜矣”。后来再遇张生时，也仅仅是写了一首诗表示自己的怨恨：“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而小说里的张生则是无耻地为自己的薄情寡义和背叛进行辩护：“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样创作显然与作家元稹自己的经历有关，其中表现的男尊女卑思想是赤裸裸的。

然而，女性长期服从于男性既不符合人类和谐、文明发展的规律，也是非人性的。基于生存本能，从生理和精神上看，女性有其个性自由和尊严。若长期被压抑也不利于健康，尤其是在情感和肉体上。古代女性若被男子欺骗和背叛，其所受到的精神伤害是致命的，其要付出的代价(如人格、名誉、贞节等方面)也是巨大的。现代女性由于经济独立和思想开放，被负心男欺骗和背叛的话，也许能承受得住。但古代女性若失去其人格、名誉、贞节等，几乎等于失去了生命。“二拍”中的《满少卿饥附饱飏焦文姬生仇死报》对此问题有深刻的认识：“话说天下最不平的，是那负心的事，所以冥中独重其罚，剑侠专诛其人。那负心中最不堪的，尤在那夫妻之间。盖朋友内忘恩负义，拚得绝交了他，便无别话；惟有夫妻是终身相倚的，一有负心，一生怨恨，不是当耍可以了帐的事。古来生死冤家，一还一报的，独有此项极多。”其实，不管是夫妻之间还是未婚男女之间，当男方背叛女方后，尽管大多数女方忍耻偷生，但也有少数女方疯狂报复，否则死不瞑目。这是古代那些有气性女子的人性使然，是对自己人格权、名誉权和生存权的维护。

二、古代小说中男女爱情契约的风险

在痴情女与负心汉的情感纠葛中，几乎都涉及到双方之间存在的爱情契约问题。因为相信这个契约(或者爱情誓约)，女方无怨无悔地等待对方，结果却事与愿违，遭到被抛弃的命运。

在唐人小说《霍小玉传》中，李益向霍小玉发誓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但李益最终却背叛霍小玉，致使后者气绝身亡。在死前，霍小玉痛斥李益道：“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

宋代夏噩《王魁传》写失意才子王魁与青楼女子桂英的恩怨情仇。王魁因科举下第，落魄失意，便与友人一起到妓院游玩，遇到绝色佳人桂英。二人遂同居一起，桂英负责王魁的生活起居，王魁则一心读书以求取功名。后来皇上下诏求贤，王魁上京赶考。临行前，二人在海神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