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不了的爱情——评《情话紫钗》的情境悖论.docVIP

计算不了的爱情——评《情话紫钗》的情境悖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观众到剧场是为了娱乐，但在离开剧场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带走了激发出来的，由于认识美好的精神生活而丰富起来的情感和思想。”[1](P90)能给观众这样感觉的戏在目前的中国剧坛并不多见。笔者初见香港导演毛俊辉的戏剧《情话紫钗》，却是报了这样的期望的。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大剧场里反复看了两遍，饱飨一份视觉听觉盛宴的同时，却始终有一种无法言表的未满足感，或者说是一种遗憾。那是什么呢？

重新结构经典剧本，或者是寻找一种改变原剧本的环境、风格和美学关系来对其重新进行诠释，对毛俊辉来说并不陌生。毛俊辉说：“《情话紫钗》就是从粤剧《紫钗记》着手，想想现代人的爱情到底是什么。”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众现代男女在解读唐涤生的《紫钗记》。一段古典的李益(林锦堂)和霍小玉(胡美仪)的“堕钗灯影”，带出了谢君豪(现代李益)与何超仪(现代霍小玉)的相遇，继而展开一场互相追逐、试探的爱情游戏。

谢在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把持不定，无力抗拒第三者；何悲伤激动，仿佛经历到古代霍小玉向黄衫客哭诉的“花前遇侠”片段。现代黄衣人出现，带着何去采访变幻无穷的痴男怨女，令她重新反思自身的爱情观。古代李益与古代霍小玉再出现于“剑合钗圆”的片段，两人的真诚相爱令人荡气回肠。

何与谢摊牌，令人意想不到的要求终赢得男子的真情剖白。一众现代男女继续为《紫钗记》寻找答案，最后集体演绎出他们心目中现代霍李的大结局。

古典跟现代的对话、揉合或者对照，从来难度甚高。因为，古典之所以是“古”代的经“典”，因为它生长在一个跟现代不同的时空，那个时空具备的是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以及因之形成的人伦关系和文化观念。这些具体条件和观念，又形成一些限制或者助力，使得当时的剧作家（在这里尤指古典戏曲的作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创造一个有意味的生活情境鲜明凝练的形象。现代人擅长的是用理论的概念来思维，既记录事物的个别表现形式，也展示事物的一般特性，而在寻找使剧作能够具体使用可触知形式来应付世界的知觉模式方面则略逊一些——这就使得剧作要强调与阐释的特殊主题呈现出一种无实体的透明性——诉诸于一般观众就是一种言之凿凿却又空泛乏力的空洞感。这一点在这部“看起来”不错的《情话紫钗》里，表现的也相当明显。

就具体的剧情分析，《情话紫钗》表现为以下几个不对称，正是这些不对称让我们体会到它带给观众的不满足感。首先在古今《紫钗记》人物关系上的不对称。唐涤生的《紫钗记》，虽然背景是比较开放的唐朝，一般女性到底难于经济上独立，本是“洛阳贵冑”的霍小玉才会有“自觉辛酸自惭被贬花，破落那堪共郎话”的悲叹，而李益才会自豪地说：“休说被贬花，他朝托夫婿名望，终有日吐扬眉话。”也因为丈夫变心的事从来多有，霍小玉即使真的被李益抛弃也无可奈何，汤显祖乃至唐涤生才会创作出一个行侠仗义的黄衫客，由他来为小玉出头，要杀尽世间负义之人﹗即是说，在男女经济力量不对等的时候，爱情本就沾染了社会地位高低的气息。所以，《紫钗记》中解决矛盾的关键人物其实不是霍小玉，而是李益。当一般男子都容易见异思迁的时候，他是怎样坚守信诺的？唐涤生创作出的“吞钗拒婚”成为全剧非常动人的一场，它对刻划人物非常重要：抒情性的语言、舞蹈化的动作、传统戏曲缠绵哀婉的音乐——由此出发，一种幻化的景象在观众的意识流中漂浮，使他们形成一种纯粹相信的直觉。

同样道理，《情话紫钗》中，与古典对照的一对现代男女，是怎样发生爱情的？又是如何捍卫爱情的呢？Kelvin(谢君豪饰)说：“我们在这个不清不楚的现代世界生活，你为什么要学人讲清楚的爱情？”这是很重要的自嘲或者反省。而吊诡的是，他和Jade(何超仪饰)的爱情，虽然在著名剧作家庄文强、麦兆辉的仔细安排下，有拾手提电话、互诉款曲、互相欣赏等与《紫钗记》可以相呼应的布置，但是，由于在角色之间的交流方面着墨不深，考验也不够，就不容易令人信服他俩之间真的可以“讲爱情”。究竟Kelvin（谢君豪饰）爱Jade（何超仪饰）的什么呢？也许这是一种感觉。即便如此，戏剧家们也没有在舞台上让我们相信这份感觉浓烈到他们足以相爱了。他是在哪个骨节眼上开始爱上她的？依演出所见，实在有些含糊。

然后“黄衣人”出场了，从他全身金黄色的造型引来笑声开始，这一段戏的调子都是喜剧，刚好与“花前遇侠”的伤感背道而驰。“黄衣人”是蓝钻级保险经纪，专门推销“爱情保险”，直接地把人际关系化为风险和金钱的数式。“爱情保险”这桥段其实已有电视剧用过，已不算太创新，在这剧里设计为负心人心中有愧，藉保险金向被辜负的前度爱人补偿的方法，描述细节的部分引来观众不少笑声，也可以算得上是剧本结构上的计算。但这跟霍小玉的关系有多大呢？“黄衣人”作为保险经纪，虽然自白只是“想帮人”，但对这行业来说，结识多些人总有潜在的好处。于是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