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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河南的丧葬陋俗

丧葬作为人生仪式的终结礼，自古以来便颇受重视。受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传统丧葬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迷信的烙印，人们受害颇深然不知其害。直至五四时期，传统丧葬中的糟粕才渐被认识，兴起了理性批判传统丧葬习俗之风。梁景和先生在《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修订本)》一书中就五四时期对丧葬习俗的批判和近代丧葬礼俗的变革作了系统阐述和总结，指出“但就全局而言，变化的程度是极其有限的。在新旧丧俗并存的情况下，事实上旧的丧葬礼俗更为普遍……”[1]河南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人文环境，封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旧式丧葬习俗的不合理之处尚未得到充分改良，诸多陋俗依旧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当时普通民众的经济压力，进一步推动丧葬文化畸形发展。

本文主要借助地方志、报刊等史料，着重对民国时期河南较为典型的丧葬陋俗现象进行整理和总结，并对其泛滥原因进行简要分析，从而对该时期的河南丧葬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以期以史为鉴，助力当今河南尤其是农村地区丧葬文化健康发展。

一、民国时期河南的丧葬陋俗现象

(一)尚厚葬，殡殓从厚

在“事死如事生”传统观念及封建政治的影响下，厚葬风俗由来已久。查阅河南各地方志不难发现，民国时期河南的厚葬之风亦盛，到了虽靡费却不惜的地步。“或家有余资，丧葬时多丰筵席，养仪饰，如密牌楼、纸扎之属，靡费多端”[2]，“至灵棚、门棚、路祭棚，以白布编造楼阁，穷工极巧，以为美观，费工误事，尤不足取，然竟无矫正者”[3]等。此外，有些地区下葬时还好用纸扎，如纸马、纸车等，滑县一地，尤为盛行。在淮阳仍保留着殉葬风俗，殉葬物品也大都为各式纸扎，如纸人、马、鸡、鸭、房、轿等。如此这般，不仅造成大量资源和钱财的消耗，也远悖于传统孝道，丧葬之事逐渐沦为比地位、讲排场的宣传工具，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丧吊重金纸、佛场，有鬻产为之者”[4]，不少贫家因无力支付费用，不得不典衣质物，告贷亲朋，负债以厚葬死者。

(二)迷信风水

民国时期河南丧葬多拘于风水和时日，丧家在选择葬期和墓地时必请地师占卜，而后下葬。在淮阳一县，“坟地必须地师认为妥善后始敢利用……如死者葬于有风水之地，后世子孙均可得一顺适境遇，否则将必有不吉之兆也”[5]；“未葬前必请阴阳家占地土之美恶，卜日期之吉凶，后乃定之”[6]。当时，受知识水平所限，人们认为人死后有魂，内心惧怕。为免被鬼魂厉气所扰，丧家往往会请阴阳先生贴符念咒、书写殃状，太康、洛阳一带尤甚，“人之病终，先呼阴阳家写殃状贴于尸侧，类多迷信语，乃恶俗也”[7]。在巩县，待阴阳先生推算出死者出魂时刻和方向后，丧家便会全家外出规避，不顾尚未入殓的死者。由于过分迷信风水，民国早期不少地区出现了怠葬现象。怠葬，即不及时下葬，逾月或逾年葬。丧家因阴阳先生卜得葬期不吉利或阴宅风水不好，故而停柩不葬，“有惑于风水之说，淹柩中堂多年不葬者”[8]。

(三)讽经作法

民国时期，河南省佛道两教依然盛行，民众对“灵魂不灭”一说深信不疑，凡遇白事，丧家便请和尚诵经、道士作法，以超度亡灵。新乡县“讽经用僧道，送疏十二道谓之一坛，亦有写半坛者”[9]；安阳县从入殓到下葬，都多用佛事，士大夫之家亦如是；正阳县“有延僧道诵经者，及葬亦然”[10]；信阳县“延僧道诵经供佛，幡幢缤纷”[11]；光山县“乡民多用道流设斋蘸，……”[12]等。在该时期河南地方志中，此类记载还有很多。在当时天灾频仍、战乱不断的河南社会情形下，延僧道这一做法无疑增加了民众的经济压力和人事成本。

(四)作乐设宴

民国时期，河南地区多“以乐娱尸”，若丧家不用鼓乐便被视为不孝。虽有明文禁止丧葬用乐，但各地“习俗踵而为之，坦不为怪”[13]。在阌乡县，每遇丧事一概用鼓乐，设酒席，荥阳县丧礼设乐则更是相习已久。此外，还有大设宴席之举，席上孝子饮酒吃肉，谈笑如常，“饮酒食肉，作乐燕宾，不以为然”[14]，实为悖礼。胡适对此进行批判道“现在居丧的人，可以饮酒食肉，可以嫖赌纳妾，可以做种种‘不孝’的事”[15]。

此外，河南省部分地区还存在一些较为特殊的陋俗。在巩县，妇女死后，娘家人要往婆家“闹丧”，寻衅滋事，为难丧家，轻则发生口角，重则斗讼。有些地区若死者是未满十岁孩童，丧家便草草了事，直接将尸体抛于野外，任凭飞禽叼食。

二、民国时期河南丧葬陋俗泛滥之原因

首先，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和军阀统治使河南社会封建迷信程度进一步提高。辛亥革命后，河南社会因军阀混战、天灾、匪祸长期动荡不安，民众的物质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便自发在祀神拜佛中寻找精神依托，出现了“全省民俗，无不迷信神权,自城市衙署，以及村镇山林，凡有人烟处即有寺庙”[16]的景象。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上到处都保留着封建意味，毫无一点民国气象”[17]。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大力组织地方上的封建势力来进行统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