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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及其发展演变

【关键词】辽陵；渤海文化因素；渤海山城；三陵坟

【摘要】辽朝奄有长城内外，雄踞漠北，其境内生活着众多民族，除了契丹人和汉人外，还有渤海人、回鹘人、奚人、室韦人等。当前对辽代陵寝制度渊源的研究，多着眼于中原文化和契丹本民族的文化，其他文化对辽陵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根据辽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及其发展演变可知，辽祖陵因山谷而建的陵园形式，是对渤海山城的模仿，纵向的单轴线和南北二分式的陵园布局，则是借鉴自渤海三陵坟墓地。在显陵和乾陵中，祭祀建筑的阶地式布局和瞭望台的设置显示渤海文化因素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在辽代晚期的庆州三陵中，随着政治形势和选址标准的变化，渤海文化因素失去了其所依存的政治基础和物质载体，进而趋于消亡。

天赞四年（924），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亲征渤海，灭渤海而设东丹国，渤海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渤海文化并没有随着渤海国的消亡而消亡，反而对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就渤海文化对辽陵之影响进行初步探讨，以期能起抛砖引玉之效。

一、辽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

（一）山城式的陵园形式

辽太祖所葬之祖陵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是辽代营造的第一座帝陵，它确立了辽陵的基本模式，以后诸陵是在其基础上损益和发展的。

辽祖陵坐落于口袋形山谷之中，四面环山，在山脊的低洼处垒砌石墙，形成了封闭式陵园（图一）[1]。封土位于伸入陵园的一条山岭的东端，前半部为土石分层混筑的人工堆积，土山两侧有石块垒砌的护墙，后半部则利用了自然的山体[2]。祖陵的陵园形式经常被认为是继承了唐代依山为陵的葬法，但其实二者不尽相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对山体的利用方式上。依山为陵的唐陵，玄宫位于山体之中，以自然山体代替人为的封土，以夯土墙垣来封闭陵园，辽陵恰恰相反，以自然山体来封闭陵园，而在玄宫之上另起人工封土。

辽陵这种对山体的利用方式，不见于之前的中原历代皇陵，却与高句丽、渤海境内常见的簸箕型山城有异曲同工之妙。簸箕型山城“多修在环形山脊之上，山脊往往是三面高、一面低，山势陡峭之处，有的以自然悬崖为壁，不筑城墙，而在山势平缓低凹之处修筑城墙”[3]（图二）。这一概念最早是在高句丽山城研究中提出的，渤海山城中亦大量存在，且多为高句丽始建而渤海、辽沿用[4]。就辽祖陵来看，无论是其四面环山的选址，还是山脊线上低矮处封堵的石筑陵墙，抑或是设在谷口的高峻陵门，都显示其确为簸箕型山城。而契丹并无建造山城的传统，契丹早期的城址均为夯土式的平原城，因此，祖陵山城式陵园的设计和施工，其技术渊源似乎只能为渤海国。

耶律羽之家族墓的发现，也进一步将山城式陵园的源头指向了渤海国。目前发现有茔园遗址的辽代贵族墓有宝山勤德家族墓[5]、耶律羽之家族墓[5]、耶律棋家族墓[5]、萧府君墓地四处[6]。虽然“多面环山”是辽代贵族墓选址的共同特点，但只有耶律羽之家族墓地用石墙对周围山脊进行了封闭，并在南部谷口设置大门，俨然一座山城。其它三座家族墓地均為夯土墙封闭的长方形茔园，为何独独耶律羽之家族墓采用山城式茔园呢？

926年，辽太祖平渤海后，设东丹国，随太祖出征的耶律羽之被任命为中台右平章事，“虽居四辅之末班，独承一人之顾命”[7]，后来东丹国王耶律倍南逃，耶律羽之成为东丹国的实际掌权者。在渤海文化的熏染下，耶律羽之的家族墓地处处可见渤海文化因素。例如，耶律羽之家族墓地一些墓葬顶部曾建有小型享堂[5]，应是受渤海“冢上建屋”旧俗之影响；耶律羽之墓主室地面铺以绿釉方砖，其细部装饰与唐长安太液池等地出土的方砖判然有别，而与渤海城址出土的方砖更为接近[8]；相关的发掘简报不仅推测耶律羽之墓中小帐上彩绘的乐舞人为渤海乐队的形象，还指出耶律羽之墓志的撰文体例同渤海国贞孝公主墓志如出一辙，显然是受渤海国志文流行体例的影响[7]。因此，耶律羽之家族墓地采用山城式茔园，也是受渤海文化影响的结果，其技术源头应是渤海山城。

（二）纵向的单轴线和南北二分式的陵园布局

辽祖陵的陵园布局有两个不同于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原传统陵园的特点[9]。

第一个特点是纵向的单轴线（图三）。自秦汉至于唐宋，中原历代帝陵陵园的平面多呈正方形或长方形，并在陵园四面各自辟门，陵门两两相对，分别形成了陵园的横轴线和纵轴线，封土一般位于陵园横轴和纵轴的交叉点。但辽祖陵只有一条纵轴线而无横轴线，整个陵园的建筑沿西北—东南向轴线布局，依次为玄宫、祭祀建筑、陵门，内外陵区分界处可能还坐落着连接内外陵区的陵门[2]。

第二个特点是南北二分式布局。中原传统的陵园一般拥有两至三重城墙，内层城墙完全为外层城墙所环绕，姑且称之为城套城式布局。这种布局方法滥觞于战国时期[10]，至秦始皇陵而正式确立，以后汉唐诸陵莫不如此。但辽祖陵并未发现多重城墙，而是在祖陵中部以南岭（L2）西侧石墙—南岭建筑基址—“甲组建筑基址”形成一条东西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