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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之殇：民国中期北京清代王爷坟被盗往事

居住在北京的人对于“六王坟”“七王坟”“八王坟”“九王坟”这些地名一定都不陌生。其实，这些地名都是源自于清代的王爷坟。如“八王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墓地。许多人都曾游览过位于河北省遵化、易县的清东陵和清西陵，为清代帝后陵的壮阔所折服。实则北京城内外还散落着有清一代大大小小近百座王爷坟，但今天除了西郊的醇贤亲王奕譞墓（七王坟）、孚郡王奕譓墓（九王坟）以及北郊的庆亲王家族墓相对完整外，其余的清代王爷坟建筑几乎都损毁严重或不复存在。有人曾多次呼吁要保护位于密云的定恭亲王绵恩墓，其地宫门常年裸露于庄稼地中，随时都有塌陷的可能。

探究造成如今北京清代王爷坟大量被盗毁的主要原因，不得不追溯至民国中期。1928年，由于清东陵被军阀孙殿英的部队盗掘，加之北京不再作为民国时期的首都后，北京周边的盗墓之风愈演愈烈。清代王爷坟数量众多、陪葬物品丰厚，又因时人疏于保护管理，自然成为盗墓者觊觎的对象。1930年前后，北京周边的清代王爷坟被陆续盗掘。大家所熟知的睿亲王墓、庄亲王墓、恭亲王墓等都在这一时期被盗。此后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周边大量的清代王爷坟都已被盗掘或破坏。

学者冯其利对北京周边的清代王爷坟有深入的调查研究，马金生也曾论述过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盗墓活动。不过，学界尚未有人针对北京周边的清代王爷坟被盗情况进行专门梳理。本文通过民国报刊梳理民国中期具有代表性的清代王爷坟的被盗情况，尽可能呈现当时这些王爷坟的被盗细节，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引发盗掘的原因与民国政府应对措施的成效。笔者希望通过此文，使读者增进对北京清代王爷坟的了解，以期体会北京历史文化遗存在特定时代所遭遇的变迁。

民国中期北京大量清代王爷坟被盗

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后，民国政府颁布的《优待清室条例》中规定清廷的宗庙陵寝永受政府保护。但随着时局日渐动荡，民国政府对于清代各处陵寝的保护力度不断下降。1920年代，北京周边的盗墓风潮日渐兴盛。1922年，《京报》针对一起盗墓事件称因为“生计困难”竟然“盗墓案也出来了”。[1]此后，报刊中时常出现有关北京周边盗墓案的新闻。如1926和1927年，《益世报》相继报道北京东郊、西郊出现盗墓案，墓主为官宦人家，棺材中的陪葬品如宝石小手串、鼻烟壶、朝珠等均被匪徒盗走。1928年，军阀孙殿英以演习为名盗掘了清东陵中的乾隆、慈禧陵寢，震惊中外的东陵盗掘案由此发生。东陵盗墓案发生后，溥仪身着孝服并派宗室成员前往东陵处理善后事宜，同时也期待刚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孙殿英等人予以严惩。不料，蒋介石等人故意放纵此事，更传说孙殿英将被盗脏品送与宋美龄。由此，南京国民政府对东陵被盗事件的消极处置以及同时期北京不再作为民国首都，都促使北京周边的盗墓风潮愈演愈烈，为数众多的清代王爷坟成为了盗墓者垂涎觊觎的目标。

盗墓者中，既有平民、土匪，更有各个王爷家族的后人。1920年代末，末代庄亲王溥绪就将位于房山的庄亲王家族墓地中的树木卖掉换钱。随后，东北军于学忠部更将庄亲王家族墓劫掠一空，《新天津》报道溥绪还呈请房山县政府勘察现场、缉拿盗墓犯。[2]1930年，《新天津》又称位于北京房山的镇国公载泽墓被盗，“所有珠宝尽失”。载泽家属向当时的良乡县政府提出控告，随后县警在长辛店一带抓获外号“大锤子”的石匠郭某。38岁的郭某供称他本人就是负责修建载泽墓的石匠，在修建过程中产生了盗墓的念头，因此在陵墓宝顶石槽后留有一孔，以备日后盗墓时便于开启地宫。郭某后因生计困难与他人一起盗掘载泽墓，并将墓中所得珠宝平分。[3]

1930年至1931年，曾被盗掘的庄亲王家族墓又遭两次盗掘。1930年，庄亲王家族墓遭族人第二次盗掘，后部分迁至阜成门外章化村，不料再遭村民李某等人第三次盗掘。[4]1931年，位于香山附近门头村的礼亲王代善家族墓险些被匪徒盗掘。《益世报》称一伙匪徒意欲盗掘礼亲王家族墓时被看坟人石某发现并报案阻止，后匪徒竟然潜入石某家中进行报复，幸而石某逃出并再次报案，警察赶到后抓到了一名匪徒。《益世报》并未报道匪徒盗墓是否成功，但据后人考证礼亲王家族墓正是在这一时期被盗。[5]同年，位于北京东直门外的睿亲王多尔衮家族墓也被盗，盗墓者竟然是末代睿亲王中铨。《益世报》称中铨勾结墓地所在村的乡绅、村民以及古玩商人，掘墓捣棺后“起出殉葬金器玉石等物甚多”。报道直接以《多尔衮之勇气何在》为标题，意在指出此事的荒唐程度。[6]

1932年，位于北京香山附近的另一处睿亲王家族墓地被盗。此处埋葬的是乾隆年间承袭睿亲王爵的淳颖与后来受封王爵的睿亲王仁寿的墓。有人指出此处墓地被盗于1929年，但笔者翻阅《平西报》后看到了1932年一则名为《睿王坟被盗》的新闻。报道指出此处睿王坟建筑工程浩大，常年由孟祁氏母子看守。年初某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