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祭祖礼的因革与《周颂》的礼乐性质.docVIP

殷周祭祖礼的因革与《周颂》的礼乐性质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序》把“颂”定性为“美盛德”以“告于神明”，让“颂”作为“祭祀”乐歌的性质突显出来。因此，《两周史诗》在考证“颂”之名义的演变之后，由“颂”与“庸”在“言成功”意义基础上的通用，提出“颂”是“天子祭祀之乐的专称”的看法［1］32。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上述看法受到了越来越突出的挑战：既然是“天子祭祀之乐的专称”，为什么“美盛德之形容”的《周颂》当中见不到祭祀周穆王及其后诸王的颂歌？是周穆王的功德不值得赞美吗？唐兰先生在《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一文中曾经指出：“昭穆两代应该是西周文化最发达的时代，拿封建社会来比较，昭穆时代是相当于汉代的汉武帝，唐代的唐明皇和清代的乾隆，都是由极盛到衰落的转变时期。”［2］237《大雅》当中多次出现的对于周穆王的歌颂、《穆天子传》所映射出来的当时的礼乐盛况，以及不断出土的金文材料都在证实周穆王时代“是西周文化最发达的时代”的观点，可是，为什么被认为“美盛德之形容”的《周颂》会在赞美周穆王的问题上缺席？班固《两都赋序》中所说的“成康没而颂声寝”，究竟包含了怎样的历史认识？除此之外，《雅》中同样存在许多属于周天子的祭祀诗，那么“雅”歌之祭与“颂”歌之祭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基于多年来围绕《周颂》问题的思考，在去年与同行学者就“《诗经》与仪式”展开讨论时，我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周颂》并不单纯只是祭祀乐歌，它更多的是和祭天仪式相关联的。”“祭祀祖先的乐歌，只有和祭天礼仪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颂》。”［3］那么，提出这个看法的依据是什么呢？在乐歌从属于仪式的西周时代，礼乐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实践是否存在支持这种观点的礼制基础呢？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对《周颂》作品时代与性质的既有认识

依据笔者在《两周诗史》中的考证，《周颂》作品的用途及以典礼归属可列表如下：

时代武王克商前后周公制礼作乐周康王周昭王周穆王作品①及用途《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赉》，大封于庙也。《酌》，告成《大武》也。《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维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维清》，奏象舞也。《振鹭》，二王之后来助祭也。《思文》，后稷配天也。《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有瞽》，始作乐而合乎祖也。《有客》，微子来见祖庙也。《武》，奏《大武》也。《桓》，讲武类禡也。桓，武志也。《丰年》，秋冬报也。《丝衣》，绎宾尸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臣工》，诸侯助祭，遣于庙也。《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执竞》，祀武王也。《闵予小子》，嗣王朝于庙也。《访落》，嗣王谋于庙也。《敬之》，群臣进戒嗣王也。《小毖》，嗣王求助也。《潜》，季冬荐鱼，春献鲔也。《雝》，禘大祖也。《载见》，诸侯始见乎武王庙也。《载芟》②，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报社稷也。歌辞表现的典礼归属祭天祭河岳百神祭文王祭文王告功祭先公先王祭文王祭文王祭文王诸侯助祭后稷配天诸侯助祭祭祖合乐诸侯朝庙、祭祖合祭文、武祭武王报天祭祖绎祭酬尸合祭文王、武王、成王诸侯助祭成王配天合祭武王、成王、康王即位招魂即位求助即位戒王即位表决心荐新之祭祭祖祭昭王祈社稷报社稷

分析上表，有几个地方非常值得关注。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周颂》作品的时代，31篇作品，集中出现在武王克商前后、周公制礼作乐以及周康王、周穆王时代。这几个时期，都是周代礼乐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武王克商，结束殷人统治，建立周人政权；周公制礼作乐，奠定后世礼制基础；周康王时期，西周早期趋于成熟的祭祖礼程式化，“定乐歌”；周穆王时期，殷周礼制的分水岭，真正意义上的“周礼”至此形成［1］104-166。

在此基础上，以《周颂》作品的内容为基础再进行综合分析，这些作品实际上又可区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与祭祀天地社稷百神相关联的，这类乐歌的时间跨度最大，从武王克商前后的《时迈》《般》，周公制礼作乐时的《丰年》，到周穆王时的《潜》《载芟》《良耜》等，均属此类。

第二类是与祖先祭祀相关联的，又可区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专祭类，如祭祀后稷的《思文》，祭祀文王的“《清庙》之三”、《我将》，祭祀武王的《桓》，祭祀成王的《嘻噫》等；二是合祭类，如以太王、文王合祭的《天作》，以文王、武王合祀的《武》，以文王、武王、成王合祭而配天的《昊天有成命》，以武王、成王、康王合祭的《执竞》等；三是《诗序》说“诸侯始见乎武王庙”但诗言及“昭考”的《载见》。

第三类是关联于祭天祭祖的典礼活动中某个具体仪节的配乐歌辞，如与助祭相关的《振鹭》《烈文》《有客》《臣工》等，与绎祭相关的《丝衣》等。

在上述分类中，最具标志性意义也最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第二类与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