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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遵从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1国内文献综述

（一）基于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

邓宗权（2021）表示，随着网上办税业务的扩展，可以降低到税务部门所需的时间和其他相关费用支出，从而降低了纳税人在办理税务手续的压力。马海（2020）和赵丽琼（2018）均指出，目前国内公司的税收遵从费用较高，甚至在调研中也发现，公司的税收遵从费用正呈逐年上升趋势，为此其认为应借鉴国外关于降低税收遵循成本的做法，以提高我国的税务管理效率，这样既能减少税负，又能使结构更为合理。刘雯、马万里（2019）都指出，税收遵从成本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必须有更多的专家来进行辅导，从而造成了更高的资金费用。因此他们认为应加强纳税机关的税收服务，使其具有较强的效率和便利性，降低其纳税程序的复杂性，从而降低纳税义务的负担。

（二）对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研究

郭月梅、赵明洁（2021）、李文（2021）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对纳税主体的认知偏差和税收遵从度进行了研究。因理性疏忽、确认偏差、框架效应、不公平排斥等因素的存在，导致了税负的实际负担、对税务机关的观感、对税收公平的理解偏差，从而导致税收不遵从的倾向。寇恩惠，岳林峰，刘柏惠，王凯（2021）以中国税务管理信息体系（CTAIS）在中国各城市的逐步推行为背景，运用双差分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我国税务管理信息化的效果，并对其进一步的实践与改进提供建议。刘丽和张东明（2021）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角度，为我国绿色税种的税收遵从问题进行政策分析，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研究。李莎（2020）发现，“纳税意识”与政府信用是“纳税意识”的主要影响因子。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遵从问题研究

王丽娜（2021）指出，数字经济带来了新的业务形态和经济组织，加大了跨国数字公司在税务上的非遵从性。中国应该在税制改革、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和国际协作等方面加强我国企业的税收遵从程度。张馨予（2020）认为，中国应该通过完善跨境增值税管理体系，从而完善税收制度，减少税务管理费用，促进信息共享系统的建设，提高纳税主体的遵从度。王敏、彭敏娇（2020）发现，在我国，数字经济对纳税人的影响表现出三个不同的特点：在我国发展的早期，纳税人可以感受到的税收不遵从可能性有所上升；在发展中期的“税痛”不断加深；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成熟期，其纳税习惯也趋于标准化。杨庆（2020）认为，在数字经济下，税务治理应该侧重于多元化的立体治理、实行“大数据+信贷治理”的遵从规划、利用数据整合与重构治理架构、向数字化赋能型的智能组织方向转型。刘禹君（2019）认为，我国目前的数字经济运行和发展方式特点与传统的税制在收入确认、利润确认、纳税申报和增值税扣除核算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协调。

（四）促进税收遵从应采取的举措研究

黄昊、赵玲（2021）从企业间的同侪压力出发，提出推进企业内部信息公开制度，加强企业间信息外溢是完善税收监管机制和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的重要措施。王丽娜（2021）通过对世界各地税制改革的思考，提出中国应该在税制优化、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和国际协作等方面加强对我国企业的税务管理。王玺、刘萌（2020）、马伟杰（2019）等人认为，在互联网发展背景下，我国的税收立法应当进一步完善。张学诞、张耀文（2020），杨水江、陈建明（2018）等建议，在“互联网+”思想的指引下，在“互信、互助、双赢”的基础上，构建征纳双方合作的遵从制度。周仕雅（2019）认为，以“电子税务局”为媒介，以纳税人为中心，有效地提供优质的税源，从而提高税收遵从度。李林木（2020）建议健全税收激励与惩罚制度，强化税收法律权威。

2国外文献综述

18世纪以来，外国对税收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对税收的四个基本原则分别是：经济、公平、便利和确定。所有的税收都应尽量让人们所支付的费用与政府所得相等。税收机构过分的审查会让纳税人反感，不当的税收有可能引发偷漏税，而对偷漏税的处罚则会加剧其逃避税款的效果。作者指出，税收征管行为会直接地影响到纳税人的心理状态，进而作用到纳税人的税收遵从。Allingham和Sandmo（1972）提出了税收遵从的A-S模型，模型是以“理性的经济人”为基础，该理论表示，对企业进行强制征税和税务惩罚可以更好地推动纳税义务的遵守。如果稽查的规模很大，惩罚也很多，那么纳税人就会产生不遵守的费用与成本，所以纳税人会自然而然地选择税收遵从。Yitzhaki（1974）提出了另一种典型的A-S-Y模式，该模式将纳税不遵从导致的罚款与偷逃税的罚款联系起来。调查结果显示，越高的税率效果越好，如果纳税人不遵守法律，那么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失。Kahneman和Tversky（1979）以现有的调查为基础，开创了一种新颖的关于税收遵从的心理学方法，并由此产生了全新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