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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干的故事

凤阳坡的红手印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皖北平原上的小岗村，像一块被冻得硬邦邦的土地。寒风卷着黄土，在低矮的茅草房间打着旋儿，刮在人脸上，生疼。村子里静悄悄的，不是安宁，而是一种被饥饿和失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死寂。

老韩头蹲在生产队牲口棚的门口，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锅子一明一暗，映着他那张沟壑纵横、写满愁苦的脸。的脸。他五十出头，看着却像六十好几。他是小岗生产岗生产队的队长，可这个“官”，当得比谁都憋屈。队里那几百亩地，咋就种不出够全村人糊口的粮食呢？他抬眼望了望灰蒙蒙的天，又看了看不远处那片荒芜的田地，心里跟这天气一样，冰凉。

“爹，公社催缴公粮的通知又下来了。”儿子卫国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过来，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咱队里……连……连去年的窟窿还没补上呢。”

老韩头没接话，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公粮，公粮，哪来的粮啊？想起去年春天，为了完成上面摊派的任务，他带着社员们没日没夜地干，可到头来，分到每家每户的口粮，撑不到开春就见底了。大人还能勒紧裤腰带硬腰带硬扛，孩子们饿得哇哇哭，那声音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一大二公”好是好，可为啥大伙儿在一块儿干活，就是使不上劲呢？出工像绵羊，收工似虎狼，磨洋工、混日子的不在少数。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谁愿意下死力气死力气？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老韩头猛地磕了磕烟袋锅，火星四溅，“再这样，明年开春，村里就得饿死人！”

这个念头，像野草一样在他心里疯长。其实，不止他一个人这么想。村里的几个老伙计，伙计，严宏昌、严俊昌他们，私底下也没少嘀咕。眼看着别的村情况也差不多，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火，一股想要活下去、想要吃饱饭的火。

这天夜里，风刮得更紧了。老韩头家的土坯房里，油灯如豆。屋里或坐或站，挤了十八户人家的当家人，个个面色凝重。窗户用破棉被堵得严严实实，门也从里面闩上了。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质烟草的味道，还有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息。

严宏昌先开了口，声音压得很低：“老韩叔，各位兄弟，今天，今天把大家叫来，是要商量个掉脑袋的法子。”他顿了顿，环视一圈，“咱们队的情况，大家都清楚。‘上工人喊人，下地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撵人’，地越种越薄，人越过越穷。我想着，咱能不能……把地分了？”

“分地？”有人惊得差点叫出声，赶紧捂住了嘴。

“对！分田到户！”老韩头接过话头，浑浊的眼睛里闪着一丝决绝，“把队里的地，按人头分包到各户。除了该交给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屋子里顿时炸开了锅。

“这……这不是搞资本主义吗？”

“让上头知道了，可是要坐牢的啊！”

“老韩，你这是带着我们往火坑里跳啊！”

恐惧，像冰冷的蛇，缠绕在每个人的心头。过去十几年，因为类似的事情被批斗、游街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一片嘈杂中，平时，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关友江站了起来，他瘦得像根柴火，声音却异常坚定：“坐牢怕啥？坐牢还能有口饭吃！总比现在这样活活饿死强！我同意分！”

这话像一把锤子，敲在了每个人的软肋上。是啊，还有什么比饿死更可怕？

看到大家的犹豫，老韩头心里翻江倒海。他知道，光靠嘴说不行，得有行动，得立下生死状！他颤抖着手，从怀里摸出一张小学生作业本撕下来的纸，又掏出一支快秃了的毛笔，蘸了点墨水。

“我，韩德祥，”他一字一顿地说着，同时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带头分田到户。要是以后能干成，咱不要求啥；要是干不成，干部们坐了牢，杀了头，家里的小孩，大伙帮着养到十八岁！”

写完，他把笔一放，目光扫过众人。

短暂的沉默后，严宏昌第二个走上前，按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接着是严俊昌、关友江……一个个身影走上前，一双双粗糙得裂满口子、沾着泥土的手，郑重其事地在那个后来闻名天下的“秘密协议”上，按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一共十八个红手印，像十八团燃烧的火焰，又像是十八滴殷红的血，烙印在那张薄薄的纸上。那一刻，没有豪言壮语，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和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每个人都明白，今夜之后，要么迎来生路，要么共赴黄泉。

会散了，人走了，老韩头把那张按满红手印的纸小心翼翼地折好，藏在了房梁的缝隙里。他一夜未眠。

开春，土地刚刚解冻，小岗村的变革就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开始了。老韩头和几个骨干分子，趁着夜色，偷偷丈量了土地，按照好坏远近、水田旱地搭配，悄悄地分到了十八户人家。没有锣鼓喧天，没有红旗招展，只有沉默的行动和对未来的期盼。

变化，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天刚蒙蒙亮，老韩头一家就全员出动到了自家分到的地里。以前出工，要等队长吹哨子，三催四请人才慢悠悠到齐。现在，不用任何人催促，老伴、儿子、儿媳，甚至连半大的孙子，都扛着锄头精神抖擞地来了。以前集体劳动时，人们凑在一起聊天打屁，锄头抡不了几下就要歇歇。现在，一家人闷着头，谁也不说话，只听见锄头刨地的沙沙声，有力而均匀。汗水顺着额角流下来，滴进泥土里，没人顾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