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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公共管理学试题及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题6分，共30分）

1.整体性治理

整体性治理是21世纪公共管理领域针对碎片化治理问题提出的理论范式，强调通过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协同机制，整合公共服务供给与政策执行过程。其核心要素包括：以公民需求为导向重构服务流程，运用信息技术打破“部门墙”，建立跨组织责任共担与资源共享机制，最终实现治理效能的系统提升。典型实践如我国“一网通办”改革中，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整合公安、民政、社保等多部门数据，推动“一件事一次办”，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整合性”与“协同性”特征。

2.政策工具选择理论

该理论研究公共政策制定者如何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等工具集合中，选择最适配政策目标的工具组合。其分析框架包含三个维度：政策目标的明确性（如分配、规制或再分配目标）、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如单一领域或跨领域问题）、政策环境的约束性（如制度规则、社会接受度）。例如，在碳达峰政策中，针对工业企业排放控制，选择“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型工具）与“环保税”（激励型工具）的组合，而非单纯行政命令，即体现了工具选择对目标与环境的适配性。

3.数字政府成熟度模型

这是评估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综合性工具，通常包含“基础能力”“协同能力”“智能能力”三个递进层级。基础能力层关注基础设施（如政务云、数据中心）与基础制度（如数据标准、安全规范）的完备性；协同能力层强调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如“跨省通办”）；智能能力层则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决策的支撑（如“城市大脑”对交通拥堵的实时预警）。2024年《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显示，我国31个省级政府中，12个进入协同能力层，5个初步具备智能能力，标志着数字政府从“技术赋能”向“智慧治理”转型。

4.公共服务均等化

指全体公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社保等）的可及性、质量和成本负担上享有大致平等的权利，核心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资源再分配等手段，缩小城乡、区域、群体间的服务差距。其衡量指标包括服务覆盖率（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服务质量差异度（如每千人医疗床位数的区域差距）、居民满意度。我国2023年《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明确81项服务项目，通过“国家标准+地方执行”模式，推动均等化从“形式公平”向“实质公平”深化。

5.危机韧性

指公共部门与社会系统在应对突发危机（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时，通过预防准备、快速响应、恢复重建的全周期管理，减少损失并实现“适应性进化”的能力。其构成要素包括：风险识别与预警的技术能力（如气象预警系统）、多元主体协同的组织能力（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联动）、资源储备与调配的保障能力（如应急物资储备库）。2024年某省台风灾害中，通过“社区微网格+AI预警+志愿者快速响应”机制，将灾害损失率较2020年同类灾害降低40%，体现了危机韧性的提升逻辑。

二、简答题（每题12分，共48分）

1.新公共服务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分歧是什么？结合我国“放管服”改革实践说明其现实影响。

新公共管理（NPM）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主张引入市场机制（如privatization、绩效评估）提升公共部门效率，强调“管理者”角色；新公共服务（NPS）则以民主治理为导向，认为公共部门的核心是“服务者”，应关注公民参与、公共利益与公平价值。二者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

（1）价值导向：NPM重效率与竞争，NPS重公平与公民权；

（2）主体关系：NPM视公民为“顾客”，NPS视公民为“参与者”；

（3）责任机制：NPM强调对上级与绩效目标负责，NPS强调对公共利益与社区负责。

我国“放管服”改革初期（2015-2018年）更多体现NPM特征，如通过“审批权下放”“负面清单”引入市场竞争，提升行政效率；2019年后转向NPS导向，例如“企业服务包”制度要求政府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政务服务‘好差评’”机制将公民满意度纳入考核，推动从“政府端菜”到“群众点菜”的转变。这种融合反映了我国公共管理实践对两种理论的批判性吸收。

2.数字政府建设中数据共享的制度性障碍有哪些？如何破解？

制度性障碍主要包括：

（1）法律规范冲突：《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政务数据共享管理办法》在数据分级分类、使用权限上存在衔接漏洞，导致部门间“不敢共享”；

（2）权责分配模糊：数据提供方与使用方的责任边界不清晰，如共享数据引发隐私泄露时，缺乏明确的追责机制，造成“不愿共享”；

（3）考核激励缺失：现有政绩考核中，数据共享的贡献难以量化，部门更倾向于“数据独占”以维持业务控制权，形成“不想共享”。

破解路径需“制度+技术”双轮驱动：

（1）完善法律配套：制定《政务数据共享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