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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上诉不加刑制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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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o1-3\h\u17799完善上诉不加刑制度的建议 1

76411.1依据证明责任的划分确定上诉是否可以“加刑” 1

281041.2被告人因上诉被“加刑”的次数不应当超过二次 2

202791.3建立第三审制度以平衡上诉不加刑与罪行相适应原则的冲突 2

1.1依据证明责任的划分确定上诉是否可以“加刑”

就司法实践而言，对二审法院传回的重审案件或再审案件，仍可加重对被告的处罚，这一作法是有悖于此，上诉不加刑制度这一立法思路，还增加被告申诉的心里负担，上诉不加刑的适用价值将受到限制。同时，由于没有区分不同情况下的量刑轻重标准，导致在量刑过程中因轻判而使被告人受到应有处罚或免予刑事处理的现象较为普遍。所以，可尝试附条件加刑政策，根据证明责任分配原理，明确责任分担。

一是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仅被告--方提出上诉的情况下，要以案件发回重审的理由为依据，并以此为依据，区别对待原审案件中新增事实。另一方面，应当根据证据是否能够作为定案基础这一基本原则，确定二审时应当适用什么法定量刑情节来定罪量刑。--方面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如因控诉方或自诉人（证据不足，违背法定程序收集证据），致使一审案件因“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而发回，被告上诉刑罚不得加重。由于控诉方失误或疏忽而导致的结果，应自行负责，而不是被告付费，使被告成了他们过错的替罪羊。另一方面，由于被告的缘故（原审中存在破坏，伪造，篡改证据等问题），这样，二审法院就会以“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为由将其发回，并且重审法院确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以上行为的，可根据查到实情，加重被告刑事处罚等。因此，我国目前应当建立一套针对刑事诉讼中存在问题所设置的救济措施和保障机制。此外，对开启审判监督程序以加重对被追诉者处罚的作法，还应严格加以限制。我国目前关于启动再审进行纠错机制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立法层面和实践领域。“从价值方面探究，启动再审进行纠错的机制是并不科学的，但是我们应当给予该制度一个适应本土化的过程。”因此，本文提出，我国应该建立一种新的诉讼模式——再审和发回并重制的诉讼模式。所以在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再审案件中，要严格控制不利于被告人的不利后果，同样的适用证据责任的分配方法，谁有过错谁自己承担责任，不能在将检察院抗诉、举证的不利转嫁给被告人。“对于量刑畸轻的上诉案件，假如在二审中被发现，。理论上也不能再启动其他程序进行更改”将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作为再审、发回重案件附带条件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一种标准，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以此法附带条件地加重对被告人处罚，它不仅表现为法律的正义和权威，惩罚犯罪等思想，也能对被告滥上诉事物进行规制，为了督促被告人理性地行使上诉权而切忌盲目性。因此，我们应该完善上诉制度，建立以控辩双方当事人为主，检察机关为辅的双重诉讼模式。上诉则可以促使公诉机关主动行使控告和抗诉的职能。

二是检察院量刑建议权入法，使之对内部和外部均产生法律约束力，不至于把这种权利流于空泛，同时，也应明确量刑建议权行使的主体，尽管我国有关文件把行使这一权利的权力交给了检察院，但并未在有关人员中得到具体实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责任推诿现象，作者提出，量刑建议权应以案件出庭人员为行使对象，唯有如此，权责才会清晰。再次，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法院应该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如果认为有必要，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相应处理。在量刑规范化过程中，法院应设置科学基准刑，对法官自出裁量权进行合理约束，还应把检察院量刑建议列入参考范围。第三，完善对被告人的权利救济机制。这有可能保证被告由于上诉受到的加刑幅度保持在合理水平，使被告上诉加刑在根据和范围上明确化，可让被告在申诉期间进行取舍，规避被告滥用上诉权，为了使上诉不加刑制度能够切实为有必要提出上诉的被告提供服务。

1.2被告人因上诉被“加刑”的次数不应当超过二次

上诉不加刑制度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被告人不因为上诉受到更严重的处罚，但当被诉人提出上诉时，二审又发回，一审又重新审理，被告又被重新审判。刑后重新审理等一系列程序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和问题，导致被告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地保护，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上诉案件，使得整个刑事诉讼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下去。上诉不良循环，被告人无形中提高了加刑的概率，因此，对发回时被告人增加刑期进行限制就显得非常必要了。我国目前对于被告人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拘役和管制，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则没有规定。如被告本人因所犯的罪行不大，受到严厉惩罚，被告由此提出上诉，并导致重新审判，重审时，又发现一些不利于被告的证据，有必要对被告从重处罚，随后，被告不同意再次提出申诉，然后再获加刑可能，这样无形中把控诉机关在工作中的过错或失误转移到被告人身上，被告利用行使上诉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