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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总结

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是直接侵害群众利益、破坏党群干群关系的“微毒瘤”。这些问题虽看似“微小”，却像一根刺扎在群众心头，让政策落实“打折扣”、民生福祉“受挤压”、公平正义“蒙灰尘”。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地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的整治力度持续加大，但从基层调研和群众反映情况看，部分问题仍以“变异”“隐身”形态存在，需深入剖析、精准施治。

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的典型表现与危害

基层不正之风的“病灶”，往往隐藏在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主要呈现以下四类特征：

其一，民生领域“截流啃食”，直接损害群众“保命钱”“救命钱”。在惠民资金发放、扶贫项目实施、养老医疗保障等领域，部分基层干部将公共资源视为“私产”，利用信息不对称搞“雁过拔毛”。例如，某乡镇民政干部在农村低保评定中，以“资料不全”“需要打点”为由，向申请对象索要“好处费”，导致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长期无法享受政策；某村“两委”干部在危房改造资金发放时，虚报户数、套取资金，将本应发放给30户村民的补贴，实际仅发放15户，剩余资金用于村集体违规开支。这类行为不仅让惠民政策“变了味”，更让困难群众“寒了心”，成为群众最痛恨的“微腐败”。

其二，基层执法“任性用权”，破坏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一些基层执法人员将执法权异化为“寻租工具”，在城市管理、市场监管、交通执法等领域搞“选择性执法”“人情执法”。比如，某县城管队员对流动摊贩“区别对待”：熟人或交过“保护费”的摊贩可随意占道经营，陌生摊贩则被立即驱赶甚至没收物品；某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在食品卫生检查中，对“有关系”的商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普通商户却“鸡蛋里挑骨头”，甚至以“整改”为名索要财物。这些行为不仅损害法律权威，更让群众产生“有关系好办事”的错误认知，消解了基层治理的公信力。

其三，服务群众“推拖绕躲”，消耗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基础。部分基层干部宗旨意识淡化，将“为民服务”变为“为己谋利”，在办理群众事务时“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例如，某社区窗口工作人员以“系统故障”“领导不在”为由，拖延办理居民医保参保手续，导致群众多次往返仍未解决；某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将“一次性告知”制度抛诸脑后，群众办理土地审批需提交的材料清单“一天一变”，甚至暗示“找熟人更快”。这种“软钉子”看似不违法，却让群众跑断腿、磨破嘴，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

其四，集体“三资”管理“暗箱操作”，侵蚀群众共同利益。在农村集体土地流转、集体资产处置、征地补偿款分配等领域，部分村干部利用“信息不透明”搞“一言堂”，将集体资源变为“私人领地”。比如，某村党支部书记未经村民会议讨论，擅自将村集体所有的100亩耕地以低于市场价50%的价格承包给其亲属，导致村集体每年损失租金10余万元；某村民小组组长在征地补偿款发放时，虚构“青苗补偿”项目，将30万元补偿款转入自己账户。这些行为直接侵害群众的财产权益，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成为基层不稳定的重要诱因。

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的成因剖析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之所以“易反复、难根治”，既有个体思想滑坡的因素，也有制度执行缺位的问题，更与基层治理体系的薄弱环节密切相关。

从思想根源看，部分基层干部“公仆意识”严重缺失。一些干部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将基层岗位视为“特权平台”，忘记了“权为民所赋”的根本。有的认为“基层权力小，贪点占点不算事”，对“微腐败”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有的将“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凌驾于原则之上，在涉及亲友利益时“开绿灯”；更有甚者将公共事务作为“变现工具”，利用群众“怕麻烦”“怕得罪人”的心理，明目张胆索要好处。思想防线的失守，是不正之风滋生的“总开关”问题。

从监督机制看，基层权力运行存在“空窗地带”。一方面，基层监督力量相对薄弱。部分乡镇纪委（派出监察室）人员配备不足，且存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多由村民兼任，易受人情干扰，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群众监督渠道不畅。虽然各地普遍设立了举报电话、信箱，但部分群众因“怕打击报复”“怕问题不解决”而不敢举报；一些村（居）务公开流于形式，仅公开“无关痛痒”的信息，关键事项“藏着掖着”，群众无法有效监督。

从制度执行看，“最后一公里”存在“中梗阻”现象。中央和地方针对基层权力运行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范，如“四议两公开”“小微权力清单”等，但部分基层干部“选择性执行”“变通执行”。例如，有的村“两委”以“提高效率”为由，绕过村民会议讨论直接决定重大事项；有的将“公开”变成“公示”，在公告栏贴一张纸就算完成任务，不考虑群众是否看得懂、能不能参与。制度执行的“打折扣”，让规范权力的“笼子”变成了“稻草人”。

从文化环境看，“熟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