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健康安全中“同一健康”（One Health）方法的跨部门整合困境——基于2024年WHO-FAO-OIE联合框架执行评估.docxVIP

全球健康安全中“同一健康”方法的跨部门整合困境——基于2024年WHO-FAO-OIE联合框架执行评估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同一健康”方法是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健康挑战，特别是人畜共患疾病、食品安全和抗菌素耐药性危机的核心战略框架。该框架强调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三个领域在政策、研究和实践层面的跨部门协作。

本研究聚焦于该框架在实施中面临的跨部门整合困境，并基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于2024年发布的联合框架执行评估报告，进行系统性的政策与绩效分析。研究采用政策文本分析和绩效指标量化相结合的方法，发现“同一健康”框架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的执行均存在显著的“治理赤字”。

核心困境表现为：缺乏统一的财政激励机制、部门间的权力分配不均以及“政治意愿”难以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具体而言，人类健康部门往往在资源和话语权上占据主导，导致动物和环境健康部门的投入被边缘化；跨部门行动缺乏可问责的共同绩效指标，且其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短期项目而非长期的国家预算。

核心结论认为，“同一健康”方法的失败并非源于概念的缺陷，而是源于制度设计的碎片化与部门政治的阻碍。要实现全球健康安全，必须从“临时性项目合作”转向“制度性常态化整合”，建立独立的、多部门共管的同一健康预算和问责机制。

关键词

同一健康；全球健康安全；跨部门整合；人畜共患病；治理困境；WHO-FAO-OIE

二、引言

深入阐述研究问题的宏观背景与现实意义

进入21世纪，全球健康安全面临的威胁已从单一的传染病危机，演变为复杂的系统性风险。人畜共患疾病、不断恶化的抗菌素耐药性以及食品安全问题，其共同特征是都起源于或深刻地受到人类、动物和环境三者互动的影响。据估计，超过70%的新发传染病都源于动物。这使得传统的、以部门分割为特征的公共卫生治理模式显得力不从心。任何一个部门的孤立行动，都难以有效解决需要跨越物种和生态边界的系统性健康挑战。

在此背景下，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共同倡导并推动的“同一健康”框架，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应对现代全球健康安全挑战的核心战略。这一框架强调“一体化、多学科、跨部门”的协作方式，旨在打破传统的部门壁垒，实现信息共享、联合监测、统一风险评估和协同应对。在经历新冠疫情的洗礼后，“同一健康”的理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关注和资金投入。

明确、具体地提出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尽管“同一健康”的理念深入人心，但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执行却困难重重。概念上的共识与行动上的分裂，构成了当前全球健康安全治理的核心悖论。2024年，WHO、FAO和OIE联合发布了对《同一健康联合框架》的执行评估报告，这份报告集中反映了该框架在各国落地时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

1.“同一健康”方法在2024年评估中所揭示的跨部门整合困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这种困境如何体现为人类、动物和环境三大部门在资源分配和权力结构上的不平衡？

2.导致“同一健康”治理框架难以从“项目”转化为“制度”的核心障碍是什么？是缺乏政治意愿、财政机制不足，还是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缺陷？

3.当前的整合困境对全球人畜共患病和大流行病预防构成了怎样的系统性风险？如何才能构建一个具有问责制和可持续资金来源的“同一健康”治理新范式？

清晰地陈述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以及本文的结构安排

研究目标：

1.绩效解构：对2024年三方联合评估报告进行深度文本分析，解构其揭示的“同一健康”执行的宏观绩效，识别跨部门协作在信息共享、联合风险评估和常态化预算中的具体障碍。

2.困境归因：从制度经济学和部门政治学的角度，深入探讨导致跨部门整合困境的深层原因，重点分析“部门主权”、“财政激励机制的缺乏”和“政治意愿的短期性”。

3.路径构建：提出克服“同一健康”治理赤字、实现从“项目合作”到“制度整合”的政策路径和制度建议。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文将严格按照以下结构展开：首先，回顾“同一健康”理念的演变、其在治理中的理论必要性以及现有研究对跨部门协作障碍的分析。其次，详细阐述本研究采用的政策文本分析和绩效指标量化方法。随后，第五部分将是核心，集中呈现2024年三方联合评估报告的发现，并深入讨论“治理赤字”的具体表现、机制困境及其对全球健康安全的系统性影响。最后，第六部分将总结研究结论，指出研究局限并对未来“同一健康”治理提出展望。

三、文献综述

系统梳理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评述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围绕全球健康治理、制度经济学中的跨部门协作理论以及公共政策中的实施困境分析展开。

1.“同一健康”理念的理论基础与演变

“同一健康”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提出的“人与动物的健康不应有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