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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烈志,共铸中华魂——清明节国旗下讲话

老师们、同学们：

清晨的风掠过旗杆，五星红旗正舒展着鲜艳的红。你们可注意到，这抹红里不仅有朝阳的金晖，更浸着无数先烈的热血？今天，当我们站在国旗下，当清明的雨丝即将浸润大地，那些沉睡在青山里的英魂，那些定格在岁月中的身影，正穿过时空的雾霭，与我们的目光相接。

记得去年清明，我带着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石阶上落满新绿的叶，碑前的白菊还沾着晨露。有个高一的女孩轻轻摸着碑文上的名字，突然小声说：“他牺牲时，比我现在还小一岁。”那一刻，风卷着松涛掠过，我望着碑上密密麻麻的姓名——最小的十八岁，最大的不过三十余岁。他们不是教科书上模糊的“革命烈士”，而是会在春夜听蛙鸣、在冬日围炉烤红薯的鲜活生命；是会因为战友受伤红了眼眶、会在家书里叮嘱妹妹好好读书的普通人。可当民族危亡的号角吹响，他们把青春折成旗帜，把生命熔成火种，用最炽热的方式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1936年8月2日。珠河县城的刑场上，赵一曼被押往刑场。她的手腕上还留着被电刑烙焦的痕迹，双脚因长期囚禁肿得穿不进鞋。但她始终抬头望着远方——那里有她未竟的事业，有她用生命守护的“可爱的中国”。临刑前，日军问她最后有什么要求，她只说：“我要给儿子写封信。”那封浸透血泪的信里，她写：“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一年，她的儿子宁儿只有七岁。七十年后，宁儿的孙子在接受采访时说：“奶奶的信我读一次哭一次。她不是不爱孩子，而是把对孩子的爱，化作了对整个民族的大爱。”

再往前，1940年2月23日，濛江的林海雪原里，杨靖宇将军与敌人周旋了五天五夜。他的鞋早已磨破，棉裤被树枝划成布条，干粮袋里只剩一把棉絮和树皮。敌人劝降：“你若归顺，高官厚禄任你选。”他笑了：“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最后一刻，他倚着树，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敌人解剖他的胃，里面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未消化的棉絮、树皮和草根。在场的日本军医沉默了——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战士，用近乎原始的坚韧，诠释着“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民族气节。

这些名字，不是历史书里冰冷的符号，而是一个个“人”。他们会疼，会怕，会想家，但更知道“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就像王进喜，那个“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1960年的大庆，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他带着队伍用绳子拉、撬杠撬，把六十多吨重的钻机运到井场；没有水管线，他跳进水池，用身体搅拌水泥浆，腿上的冻疮被冰水一激，血把泥浆都染红了。有人劝他：“你不要命了？”他说：“我这条命，本来就是国家的。”

还有邓稼先，那个隐姓埋名28年的“两弹元勋”。当他在试验场核对数据时，同事劝他远离辐射区，他只说：“我是总指挥，我不去谁去？”1986年，他因核辐射全身大出血住进医院。弥留之际，他对妻子许鹿希说：“要是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病床上的他，最后一次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死而无憾”四个大字。

同学们，这些故事里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是父母的孩子，是孩子的父母，是会为一朵花开驻足、为一首诗流泪的普通人。但他们又如此不同——当个人的“小”与民族的“大”相撞，他们选择把自己活成一束光，照亮更辽阔的远方。这，就是先烈的“魂”：是“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担当，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诚，是“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坚韧，是“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无私。

有人说，现在是和平年代，先烈精神离我们很远。可我要说，它从未远离。去年河南暴雨，年轻的消防员在洪水里用身体搭成人墙；今年春天，社区工作者连续30天住在居委会，为隔离的老人送菜买药；校园里，高三的学子们在题海里咬牙坚持，只为将来能成为更有力量的建设者……这些，不都是先烈精神的延续吗？

记得有位老战士说过：“我们拼命打仗，不是为了让后人记住我们，而是为了让后人能活得更有尊严。”今天的我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在操场上自由奔跑，在春风里追逐梦想，这些看似平常的幸福，都是先烈用生命为我们铺就的道路。

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该如何传承先烈精神？不是要我们去战场抛头颅洒热血，而是要把“爱国”二字刻进日常的每一寸时光里。是课堂上专注的眼神，是作业里工整的字迹，是遇到难题时“再试一次”的坚持；是对父母的一声“您辛苦了”，是对同学的一次伸手相助，是对规则的一份自觉遵守；是看到国旗升起时庄严的敬礼，是听到《歌唱祖国》时真诚的合唱，是把“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变成日复一日的努力。

同学们，清明不是一个悲伤的节日，而是一次精神的“归航”。它让我们停下脚步，回望来时的路，记住是谁用生命为我们劈开黑暗；它更提醒我们，脚下的路该怎么走——要带着先烈的热望，把个人的成长融入民族的复兴，把“我”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