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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临床研究进展2026

???鉴于儿童Graves病（GD）的流行病学数据稀缺，Polkampally等利用保险数据报道，2007~2022年美国0~18岁人群的GD发病率为3.33/10万，年均增长0.042/10万，以13~17岁年龄段发病率最高[1]。在我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组织多中心、大样本回顾性研究（n=4157），描述了甲状腺眼病（TED）患者就诊时的临床特征：活动性TED占比44%，中重度病例占比83%，49%伴有复视；年龄增长、男性、吸烟、既往接受碘-131治疗与TED病情更重相关；眼科就诊者中重度TED比例高于内分泌科就诊者（86%vs.64%）[2]。

甲状腺癌方面，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显示，1990~2021年间全球劳动年龄人口新发病例数从6.474万例增至18.175万例，同期死亡?数从9450例增至1.656万例，增幅分别为176.46%和75.23%，导致疾病负担增加[3]。全球范围内，2000年以来甲状腺癌在15~39岁青少年及年轻人中的发病率也迅速上升，已占青年女性所有新发癌症病例的20.3%，仅次于乳腺癌，并成为青年男性中最常见的癌症[4]。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两项研究再度提示，快速上升的甲状腺癌发病率与临床影像学使用增加造成的过度诊断相关，凸显合理使用医疗资源的重要性[5,6]。

???预防甲状腺疾病，需要充分认识各种甲状腺疾病的风险因素。

Adams等研究发现，当口服相同单位体重剂量的甲状腺激素时，老年女性比男性更易发生医源性甲状腺毒症，这可能与体成分的性别差异有关；以理想体重或瘦体重替代实际体重计算药物剂量有望降低老年女性的医源性甲状腺毒症风险[7]。Garg等报道活动性TED患者的眼眶脂肪组织中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PV18）L1IgG水平增高，并在所有的HPV血清型以及TED的两个关键疾病靶点——促甲状腺激素受体（TSHR）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受体（IGF-1R）中均识别出同源区域，提示HPV感染可能与TED相关[8]。

Rand等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识别出179个新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相关基因位点，并构建了有助于甄别疾病高风险个体的多基因风险评分[9]。一项亚洲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大型队列研究证实，锂治疗与甲减发病风险增加相关（aHR=2.00，血清锂阈值0.5028mEq/L），且风险明显高于其他心境稳定剂[10]。在妊娠期临床和亚临床甲减的风险因素方面，Liu等的系统评价指出，除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和碘缺乏与风险升高相关外，其他因素的证据均不充分且异质性高，因此目前仍无法精确界定妊娠期甲减的高危人群[11]。

Liu等[12]基于我国TIDE研究的数据分析发现，居住区绿地水平与甲状腺结节患病率呈负相关，提示环境绿化可能对预防甲状腺结节有益。针对备受关注的降糖减重药物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与甲状腺癌风险是否相关的问题，2025年Dai等报道成年肥胖患者应用GLP-1RA未增加其甲状腺癌风险（HR=0.77，95%CI：0.53~1.11）[13]；Morales等覆盖超430万例患者的大规模真实世界研究证实GLP-1RA与其他降糖药相比并未升高甲状腺肿瘤发生风险[14]；Brito等的研究显示GLP-1RA治疗与甲状腺癌总体风险增加无显著相关性[15]。但有研究者注意到，启动GLP-1RA治疗后的第1年内，新诊断甲状腺癌的风险有所升高（HR：1.85~2.07），同时发现同期内GLP-1RA使用者甲状腺超声检查的处方率显著提高，因此推测这种短期内的甲状腺癌风险上升可能源于检测偏倚，而非药物直接致病[15]。在甲状腺髓样癌（MTC）的风险因素方面，West等发现偶发性MEN2A相关RET突变携带者发生MTC的风险远低于有家族史者[16]，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团队发现RET?C634R突变相较于其他C634突变侵袭性更强、预后更差[17]，这些研究为个体化管理MTC高危人群提供了参考依据。

???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超过10mU/L的2级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G2SCH）往往需要治疗。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团队通过对常规体检指标的机器学习算法，鉴定出与G2SCH最相关的4个指标，即年龄、血红蛋白、红细胞计数和收缩压；进一步开发出G2SCH的预测模型，其曲线下面积（AUC）达0.870，敏感性和特异度分别为86.8%和70.8%[18]，有望借助低成本的常规检测项目早期发现G2SCH。

不恰当的超声筛查是导致甲状腺疾病（尤其是甲状腺肿瘤）被过度诊断的主要原因，同时也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Larios等对梅奥诊所的数据进行了回顾，发现在这家顶级医疗机构中，约1/13的甲状腺超声检查处方并不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