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某合同诈骗案研究.pdfVIP

刘某合同诈骗案研究 论文摘要 合同诈骗罪的规定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1979 年颁布的刑法中并未规定合同诈骗罪,而是将诈骗罪与盗窃罪、抢夺罪规定在一 个条文中，归入普通财产犯罪。此后只是在1985年、199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以诈 骗罪定罪处罚，直到1997年修订的刑法才将合同诈骗行为作为独立的犯罪单独 规定，增加了合同诈骗罪。然而立法上的确认并没有对合同诈骗罪的准确认定 和处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1997年至今的十余年时间里，理论界对于合同 诈骗罪有关问题的论争从未停止过，认识上的分歧导致了对于案件性质认定上 的不统一，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和处理也是有所差别，影响了刑 事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本文没有对合同诈骗罪进行全面的铺陈，而是 选择了作者工作中实际办理的一则案例所涉及的 3 个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 讨，以期对司法实践中认识的统一产生一些积极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和探讨了合同诈骗罪“合同”的界定、犯罪数额的认定、与 诈骗罪的关系和区分三个问题。全文由引言、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正文分 为四章，第一章对刘某合同诈骗案进行了概述，其后的三章对于案例中反映的 三个问题进行了论述，现将具体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章是对刘某合同诈骗案进行概述，主要介绍该案的案情、分歧意见、 处理情况。本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刘某合同诈骗案的嫌疑人身份、 案件事实、合同内容等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对这起案件进行处理时所遇 到的有关于合同诈骗罪“合同”的界定、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与诈骗罪的竞 合三个问题和由此引发的分歧意见；第三部分介绍了这起案件的诉讼经过及公、 检、法三机关的认定意见。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如何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进行界定的问题，分 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理论界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进行界定的 四种代表性的观点，分别是经济合同说、合同法上的合同说、广义的合同说和 限定的合同说；第二部分以北京地区的司法实践为视角，对北京地区人民法院 4 刘某合同诈骗案研究 一审刑事案件中判处合同诈骗罪案件中“合同”的认定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第三部分是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性质的分析，首先对理论界四种观点中关 于合同性质的意见进行了分析，认为无论经济合同说，合同法上的合同说还是 广义的合同说，都不足借以准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比较而言，限定 的合同说更为科学，但需要进行改进，其次以限定的合同说为基础，认为合同 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具有财产交易的内容并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内，再次 认为行政合同不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而劳动合同能够成为合同诈骗罪中 的“合同”；第四部分是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形式的分析，认为对于合同诈 骗罪中的“合同”应当采取实质解释的方法，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的合同都是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但这种非书面形式的合同并不是解释而成的合同，应当 是具备合同一般要件的合同；第五部分是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效力的分 析，认为欠缺合同生效要件的合同能够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但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除外；第六部分对本文案例中的合同进行了评析， 认为该合同并非发生于生产经营领域中，不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的问题，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了理论界关于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的一般理论，包括合同标的数 额、行为人犯罪所得数额、被害人损失数额；第二部分对上述合同诈骗罪犯罪 数额标准进行了评析，认为以上三种标准都不能准确反映行为人的犯罪数额， 合同标的数额在合同诈骗罪的未遂状态有着相当的意义，但在既遂状态意义不 大，而行为人犯罪所得和被害人损失数额可能因交付时间的问题而有所偏差， 并指出认定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应当以被害人因行为人的合同诈骗行为而实 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为标准更为客观、准确；第三部分对本文案例中刘某的犯罪 数额认定意见进行了评析，认为其犯罪数额应为被害人的交付数额。 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如何处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竞合问题，也是分为三 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法条竞合与法条竞合犯，首先介绍了法条竞合与法条 竞合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