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碑学”视野下的汉隶碑版创作学研究.pdfVIP

“新碑学”视野下的 汉隶碑版创作学研究 陈振濂 “隶书概念石刻化”是一个事实。今天所见汉隶碑版是一个二度创作加工的结果，而不是汉隶在书写时的真相(书 丹时的原始面貌)。汉碑与汉简中可以看到 “书写的汉隶”与 “刻凿的汉隶”之分 ，还可以通过竹木简的存在 ，去进而 分析在今存汉碑中，也有 “书写的汉隶”，即碑版中的书丹阶段 ，与 “刻凿的汉隶”，即碑版中的镌刻阶段。 “新碑学” 研究的意义在于 ：“碑”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当然就应该构成特殊的审美类型 ；既有特殊的审美，当然就会构成我们 对它的特定解读立场与方法。所有对汉碑的诠释，都是站在诠释者的 “当下”所产生的诠释，它足以构成汉碑历史 中作为 “当代史”的一环。我们需要的是寻检出这至关重要的 “一环”的内容，并提示出它的学理价值所在与艺术价 值所在 。 “隶书概念石刻化”的定位 关于隶书的研究，无论从文字学角度 ，还是从书法艺术角度 ，各种成果在古代即不胜枚 举 ：关于 “隶变”与古文字、今文字之关系，关于 “隶书”名称之专指汉隶还是在书论典籍中兼指 楷书，关于 隶“书”是 “徒隶之书”还是 “篆书之隶属附庸”的争论，关于 “隶书”的创造者是否程 邈问题，关于古隶与今隶之争，关于汉隶、秦隶与战国隶书问题，关于大篆金文下接秦篆还是 下接秦前隶书问题，关于 “隶”与 八“分”的区别问题，以及关于隶书算不算 “正书”问题，等等。 总之，所谓的 “隶书”研究，其实是一个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它本身表现为一个庞大的知识群与 概念群以及学科架构，它的方方面面、层层叠叠，都充满了问题而且还有待我们去解决，解决 了其中的某几个问题，必然引带出更多的新的疑问与追寻探究。从这个意义上说，隶书研究是 一 个永无止境的学术大课题。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看到了一个宏阔的学术探讨空间，但 却发现 目下所知的结论还少之又少。 文艺研究2009年第9期 所有关于上举的各种疑问，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各种课题所凝聚起来的 “隶书”概念， 都是指向石刻隶书——从汉代以降的碑版型隶书。以 《张迂碑》、《曹全碑》、《石门颂》、西《狭 颂》、《孔宙碑》、《礼器碑》为代表，最多再加上西汉的刻石，当然向下伸延则有唐隶书、清隶书 等。但一般而论，我们的头脑中的“隶书”概念，无论是文字学家的隶书，还是书法艺术家的隶 书，都是通过两汉刻石建立起来的。自以欧阳修 集《古录》、赵明诚 金《古录》为代表的宋代金石 学兴起以来，宋代关于隶书的研究专著，如洪适 《隶释》、《隶续》，全载隶书碑刻并楷录全文，详 辨异同，还汇录诸家碑 目，都具体表现为对汉代石刻碑版中的文字收集、描摹、钩写、编辑、排 比成列的工作①0遍检宋代乃至清代的隶书研究，其文献资料来源都是石刻碑版，并无墨迹书 写方面的史料可供利用。这也并不奇怪。从先秦到汉代竹木简等为代表的隶书墨迹史料的出 土，是在1899年一1900年的世纪之交，而帛书的出土更晚，因此 自宋到清代的学者与书法家 自 然无法预想到后来简帛书出土后的情况。 至此，我们可以做出第一个结论：迄今为止的 “隶书”观念(概念、定义、内容)，是根据汉代 石刻隶书的基本形态而产生并被定位的；并且，它的被确立还意味着三个对我们而言至关重 要的伸延结论： 第一，直到清末为止，隶书是指从汉代石刻隶书到东汉末、三国时代隶书石刻的全部。它 的概念、意象，是绝对石刻化的。墨迹与它基本无关。清代学者、金石家写隶书，留下了大量的 墨迹作品，如对联中堂匾额，还引出一个 “金石气”的美学概念 ，激发出一门“金石学”的学问， 他们的大量传世书墨迹，并不能改变 “隶书概念石刻化”这个基本事实，而只能是更强化了它。 严格地说：他们是 “隶书概念石刻化”的步武者与实践者，如此而已。 第二，隶书的全盘依托两汉刻石，使我们在一个隶书的大概念中不再细分 “书写的隶书”、 刻“凿的隶书”的差别——通常的认识是：书写是初道工序，石刻是最终结果。最后的隶书是以 刻凿的、墨拓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后代学书者的，我们就只能接受这一方式所呈现出的事实，不 再细分哪些是书写的原始效果，哪些又是加以斧凿之后的石刻效果。并且即使想细分也没有 用。过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