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外治理”：社区调解与中国基层社会的非正式控制.pdfVIP

2011年 9 月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Sep．，2011 第 12卷第 5期 TheJournalofShanghaiAdministrationInstitute V01．12．No5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 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1)05—091一(9) “法外治理’’：社区调解 与中国基层社会的非正式控制 申剑敏 陈周旺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摘 要：由于转型时期社区矛盾和民事纠纷的增加，社区调解对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和 秩序控制的作用 日益变得重要。社区调解源于传统中国乡村 自治基于法外情理的民事调解， 在 当代 中国社会治理 中被赋予新的涵义，它可以被界定为一种 “法外治理”，既强调法外的情 与理的运作 ，又主张法、情、理三者的结合。与正式社会控制不同的是，作为非正式控制方式的 社区调解 ，其社会功能不仅在于秩序控制，而且在于社区团结和社区自治。居委会作为群众 自 治组织，其在社区调解中的角色正面临挑战，但是社 区调解的变化本身也是居委会重建其 自 治功能的机遇 。 关键词 ：社 区调解 ；法外治理 ；基层 ；非正式控制 社区调解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议程之一，近年来，由于多重因素影响，城市社区居委会 的各种 自治功能均趋弱化，惟有社区调解一枝独秀，亦得以引起学者之关注，然而 目前对于社区调 解之研究 ，大多是基于社会控制之视角，对社区调解本身所具有的社区团结功能和 自治功能，则语 焉不详。实际上，这正是社区调解的 “一体两面”，不可偏废。本文以上海市城市社区为例，力图将两 种视角结合来探讨社区调解的意涵。 一 、 理论综述 ：“法外治理”与 “法理之间 社区调解 ，顾名思义，乃是在中国基层社区，由民众依靠 自身力量来调处纠纷、解决社会矛盾， 本课题获得复旦大学 “98532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O08年度研究项 目“转型社会中的城市基层治理” (项 目批准号：08FCZD017)资助。 收稿 日期 ：2011-4—13 作者简介：申剑敏 女 (1977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陈周旺 男 (1973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博士 9l 第 5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来达到维持基层社会秩序之治理 目标。在中国传统社会 ，中央集权的专制权力在基层社会多有不逮 之处，遂容许、甚至鼓励民间社会 自行调解民事矛盾，以之构成传统中国基层社会 自治之制度体系 (杜赞奇，1996；陈周旺，2006)。新中国建国之后，国家能力大大增强，但是依然承袭传统社会之社区 调解，来协助国家权力维持基层社会之秩序，因此社区调解之重要性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新的制 度话语体系下有所强化。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调解被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解决方式，而不涉 及 以阶级斗争来定义的敌我斗争范畴。调解之制度外延亦由此大大扩展，凡是在法律判处之外的纠 纷解决方式，均被视为调解，而不独局限于基层社会治理之范畴。由此，当代中国社会之调解可以划 分出人民调解 、行政调处、司法调解、法庭裁决和信访诸多议程 (顾骏等，2000：12)。不独人民调解， 其实上述诸多议程均在社区调解中扮演相应之角色，尤其是官方指导的行政调处之重要性 日益提 升。社区调解议程多元化一方面说明社区调解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之重要性引发 “创制”效应， 另一方面行政、司法力量之介入 ，亦反映了社区调解的 “溢出”效应，引致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胶 着 。 关于社区调解之性质，费孝通先生将其概括为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 “无讼”文化 费孝通，1998： 56；瞿同祖，1998：409)。实是指中国基层社会在国家权力之外开辟出一种 自治传统。童也可以理解 为：“礼”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方法律在 日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