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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入刑”的刑事政策分析 　　摘要：危险驾驶行为已成为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如何有效减少和避免危险驾驶，尤其是醉酒驾驶行为的发生，成为理论和实务界讨论的焦点。《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后，因危险驾驶行为导致的重大交通事故案件骤减，“醉驾入刑”功不可没。文章透过刑事政策的视角对此进行了继续研究，从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着重探究了“醉驾入刑”的立法和司法根据。 　　关键词：醉驾入刑；刑事政策；宽严相济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4-0069-05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汽车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如同网络是把双刃剑一样，汽车的广泛应用在给人们带来交通便利的同时，其所带来的交通事故和人身财产损害，也在无时无刻地威胁着人们的切身利益。特别是近几年来醉酒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所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频频发生，如杭州胡斌案、成都孙伟铭案、南京张明宝案、保定李启铭案、佛山黎景全案等，更是严重威胁着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果说正常的交通意外是汽车时代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那么由醉酒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所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则是社会发展应予摒弃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负价值。有关资料显示，自2003年以来，中国年均查处超速行驶案件1900万起、酒后驾驶案件100万起，这些危险驾驶行为对交通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据公安机关统计，2009年1月至8月，全国共发生酒驾肇事案件3206起，共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惨痛的案例和触目惊心的数字，使民众心理承受巨大震动，也引起了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经过激烈的讨论和深入的论证，要求“醉驾入刑”的呼声愈来愈高，在此背景下，2010年8月23日被提交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明确规定了危险驾驶罪，之后又经过了广泛、细致的论证和审议，《草案》中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以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的通过被正式确定下来：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时至今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一年多以来，从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20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驾35.4万起，同比下降41.7%，其中醉酒驾驶5.4万起，同比下降44.1%。随着酒驾、醉驾的“双降”，因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随之明显下降。据统计，2011年5月1日至12月31日，全国因酒后驾驶造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下降22.3%；2012年1月1日至4月20日，上述指标的同比降幅为28%。由此可见中国《刑法》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尤其是“醉驾入刑”对于严厉查处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起到了举足轻重的遏制作用。 　　其实在此之前关于“醉驾入刑”的入罪依据及立法根据问题，实务界和理论界都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和辨析，有学者主张将危险驾驶人罪是出于保障民生的良好动机，但实际效果则可能有损于真实的民生福利：会导致中国的危险驾驶行为类型之间处罚的不公平、相关的行政法虚置或冲突、行政机关“选择性执法”、成倍增加中国警力以及其他司法资源的不足等问题；相对的，有学者则认为：基于中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和遏制“酒驾”危害行为的需要，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可以考虑增设新罪名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刑法控制。上述的争论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正式通过而尘埃落定，但是相关问题的理论思考则朝向更深的层次展开，比如“醉驾入刑”与刑法“但书”的适用问题，危险驾驶行为是属于抽象危险犯，抑或行为犯，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等等。本文选择“醉驾入刑”的立法根据问题继续进行探究，旨在透过刑事政策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证成与分析。 　　二、从刑事政策与刑法间关系看“醉驾入刑” 　　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与核心，刑法是刑事政策的条文化与类型化，因而刑事政策对于刑法的制定与适用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从成因角度分析，刑事政策之于刑事立法的作用和意义源于其自身导向和调节的功能。刑事政策通过对打击和预防犯罪目标的确定、方向的指引、方式的选择、范围的划定以及路径的明确，表达了社会公共权威对于其认为符合公共利益行为的鼓励或对其认为违背公共利益行为的反对和禁止，从而将国家权威意志具体化为社会公共权威所希望的行为模式，上升至国家制度层面就是刑事法律的制定。刑事政策的导向和调节功能直接决定了最终刑事立法的选择，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律的上游概念，它从最基本意义上、从价值观念层面引领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具体而言，在整个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变化过程中，刑事政策在划定犯罪圈、确定打击重点、选择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