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文气说”对中国文气理论的接受.docVIP

朝鲜“文气说”对中国文气理论的接受 　　[摘要]从朝鲜“奇人吐奇气”、“学诗养气”、“慕圣人气象”、“气骨”等方面分析朝鲜诗论与中国文气理论的关系，可见朝鲜的气论学说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气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取得发展。作为与中国文论同源的朝鲜诗话，在借鉴和学习中国文论和文本（诗词文）的同时，也结合本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新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对传统文论的延续与补充。促进了两国文学批评理论的交流。 　　[关键词]朝鲜；风格；诗词；养气；气与理 　　本文的“朝鲜”是指当今朝鲜国家与韩国历史上共同的朝鲜王朝时期。中朝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早在唐宋时期，朝鲜伴随着中原文化、制度的引入，朝鲜的文学批评也随之繁荣起来。朝鲜文论深植于中国文论基础之中，唐宋诗词的深远影响也使朝鲜文论建构在诗词基础之上。气论是中国哲学与美学的重要范畴，文气在朝鲜文论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这就为我们研究中朝文学批评提供了便利。本文拟通过“文气”来分析中国文论对朝鲜“文气说”的影响。 　　一、朝鲜“奇人吐奇气” 　　高丽国李奎报（1169-1241）是这一观点的倡导者。他在《书韩愈（云龙杂说）后》中说：“庸人不能吐文章词气，唯奇人然后吐之。”李奎报借韩愈云龙之感表述了其思想：“人不凭文章才艺，亦无以神其灵也，且乖龙不能兴云，唯神龙然后兴之……庸人不能吐文章词气，唯奇人然后吐之。”这与他“气本乎天，不可学得”的文气观点相同。他认为只有奇人才能使诗文“绚焉为锦绣罗谷，峭焉为高峰绝岸”，达到意深语精、韵险词工的境界。 　　1.诗人之“气”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李奎报写有《郁怀有作》：“有时一滴酒沾唇，犹未写千愁万虑填胸中。安得与太白、子美对醉横笔阵，吐出郁气和长虹。”这首诗表达了自己才能不得施展的郁郁之情，同时又表现出对李杜诗歌超逸、沉郁之气的赞佩。李奎报关于“气”的评论融合了自身实际，并将这种心态切人到李杜的人生经历中，对李白、杜甫仕途起伏引起的情感变化做了更为直观的评说。 　　李奎报的“奇人吐奇气”深深建构在中国魏晋时期气论基础之上，特别是受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观点的影响。他在这里既承认了气的差异性，又强调了“气”的整体性带来的审美效果。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论极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气理论最为活跃的阶段。由先秦两汉至此，“气”与“韵”结合起来，形成了著名的“气韵”学说。“气”可理解为画面和作品的元气。“韵”则是借鉴当时人物品藻引出的概念，是就人物形象所表现的个性、情调而言的。“气”是混沌圆融的，是作家与作品二者之气带给观者的整体印象和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将王充的“精气说”引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曹丕的《典论?论文》为其代表。《典论?论文》开篇将“文人相轻”归结为“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不仅说明作家之气各不相同，认为文章之气也有所区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继而推出结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所论之“气”，强调的是作家由于性格才气的差异导致的作品差异性。差异是由于天性使然，不是通过学识就可以达到的。这与明代公安派所说的“性灵”、李贽的“童心”、汤显祖的“情”是相通的。 　　李奎报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在肯定诗人的特定性（“奇人”）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诗人的社会经历，并将观者的经历与被观者的经历结合起来。继李奎报之后，一些朝鲜诗评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看法。李算（1752-1776）在《日得录》中说：“陆务观不可但以诗人论。其平生倦倦于恢复大计，……而潦倒不遇，既无以自摅其蕴，则慷慨壹郁之志，卓荦倜傥之气，一发之于吟讽。”这里将陆游的诗词气概与其人生境遇、人格风范联系了起来。 　　2.诗人之“气”与学习修养的关系 　　朝鲜诗话家许筠（1569-1618）在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方面有着独到见解。从指导朝鲜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他对“诗如何造极”进行了探索。 　　许筠在《诗辨》中说：“然则诗何如而可造极耶？日：先趣立意，次格，命语，句活，字圆，音亮，节紧。……格见于篇成，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尽是而出之，则可谓之诗也。”诗怎样才能达到造极的境界呢？许筠认为，应先立意，再讲求格律，然后斟酌用辞，最后考虑音节。他认为好诗应该雅俗互融、“合而雅健”，也要漫溢“豪冲”之气，“平淡不流于浅俗，奇古不临于脏癖”。许筠同时讨论了诗歌的创作方法：怎样咏象、铺叙、比兴、用事、议论，怎样做到文辞绮丽，才能达到“格见于篇成，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的境界。许筠认为，诗境的显现、手法的运用都是诗歌创作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气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