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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视野里的湖湘文化与蜀文化比较 　　[摘要] 湖湘文化与蜀文化发育、生长于相类的文化生态中，文化结构形态、艺术传统和文化精神有较大的共性。又因环境条件和历史传承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湘、蜀两地作家的创作充分反映了这种文化影响的异同性。共性――言志抒情的创作价值取向；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作品文化内涵的二元结构形态。差异――“大湖”与“盆地”的创作意识；理性思辨与感性抒写的创作思维；清新、明丽、阳刚与沉滞、冷峭、阴郁的风格色彩。 　　[关键词] 湖湘文化；蜀文化；共性；差异；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 K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028―06 　　湖湘文化与蜀文化同属发育、生长于中国长江流域的文化类型。在文化形态的诸多方面具有同型、同源、同质的特点。同时，又因各自地域条件的特殊性和历史传统的复杂性而具有各自地域文化、心理性格、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的差异性。这些文化特质的异同处在文学创作中获到了充分表达。在湘、蜀两地作家的文学创作范畴考察湖湘文化与蜀文化的精神特质，探析这两种同源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是本文将分析讨论的主要内容。 一湖湘文化与蜀文化特质探源 　　湖湘文化主要指以长沙及周边为中心而构成的地区性的历史文化形态。湖湘文化源于古楚本土文化与两晋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时带来的中原儒家文化。古楚文化的结构成分极其丰富，在文化源流上，“楚文化的主流可推到祝融，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了楚文化了。”[1][P26]古楚文化与儒家文化交汇合流后形成了湖湘地区独特的地域性文化。湖湘文化结构成份的丰富性、独特性导致其地域文化的表现特征极其鲜明突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尚武精神；忠君、爱国、念祖的情感倾向；富于幻想和浪漫的文学审美传统；巫风浓厚、好自然崇拜的风俗习惯；崇情尚性，追求人格自由的文化心态，注重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等等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征与传统品质。当然，“文化并不是规范、活动、目标等事物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多元文化因素互相关联而形成的完整体系。” [2][P48]在文化形态上湖湘文化因地域的多样性和历史的整合性而具有多元性特征。而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形态。一方面在思想意识层上承接了儒家思想传统，其人格修养和道德历练都以正统的“经世致用”、“修齐治平”为目标，具有鲜明的儒学正统特色。因此，在价值追求和人格精神方面体现出浓重的儒家文化思想的特质。[3]比如，政治参与精神和社会干预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理想等等是湖湘知识分子的普遍追求。湖湘地域作家的创作意识也反映出这种特点。不仅魏源、左宗棠、曾国藩、毛泽东这些政治历史名人，还有众多知识分子、文人作家都是秉持“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人格参与到社会革命或文学创作中。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湖湘文化保持着古代楚地蛮夷文化血脉。其民风、民俗、民性、以及心理和情感诸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古楚文化的遗风。沈从文、黎锦明、韩少功等湘籍作家的创作往往会在离奇幽怪的情节或慷慨激越的情感中展现湖湘地域强悍、尚武、任勇、浪漫的民风，构造充满抗争精神、复仇精神、勇烈不屈精神的湘人故事。追溯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湖湘文化的理想主义浪漫精神在屈原的笔下开拓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流。湖湘文化的二元结构形态，也在现代文化转型时期的湖湘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和阐释。 　　蜀文化主要指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中心形成的地区性历史文化形态。蜀文化远离中土、民族杂居，“蛮夷”之风浓厚。在地理位置上，蜀地避处盆地，交通梗阻，环境封闭，保留了较多古蜀地域蛮荒、朴拙的农业文化意识和原始文化的蛮荒、强悍的自然野性。长期农耕文化的影响和独处一隅的地理环境，形成蜀文化根基中浓重的安土重迁，乐天知命，狭隘、保守等盆地意识。蜀中地形复杂，气候多样，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多有不同。所以历史上蜀地的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形态有其复杂、特殊的表现。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及周边丘陵地区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如灿烂辉煌的三星堆遗址、海内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官办学校文翁石室等，在这些文明中心周围，有着卓越的农耕技术和先进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拥有杰出的文学艺术和发达的宗教哲学，可谓群贤聚集，人才辈出。又因僻处内陆，自古以来是封建朝庭贬黜迁徙或苟安偏居之地。中原贬黜的知识分子、内迁（包括儒家正统观浓厚的“两湖填川”的湖南客家人）或外出中原的人士以及偏安蜀中的朝廷不断带入儒家主流文化思想。因而蜀文化成份亦显独特复杂。在文化结构上蜀文化也呈现二元结构形态，比如儒家正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国家意识、社会担当意识以及修齐治平的人格追求等是蜀人精神品质的突出特点。古有扬雄、陈寿、苏东坡彪炳史册，近有赴汤蹈火维护国家主权的保路英雄、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