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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规范权力运行的法治杠杆 　　摘要：法治在规范权力运行中具有撬动社会格局、平衡利益关系的杠杆作用，杠杆的支点是民治理念和民治能力，杠杆的力矩是国家与社会治域调整的现实空间。在将权力这一重器纳入良性运行轨道的过程中，法治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发挥的程度取决于从治民到民治、从国家到社会两大治理模式重构的发展情况。民治理念的树立，民治能力的提升，国家与社会共治格局的形成，为通过法治建设撬动表层利益格局的同时撬动深层传统理念，从而为平衡权力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法治杠杆；权力运行；规则意识；社会组织；社会稳定；过程控制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4-0032-05 　　一、绪论：法治建设的杠杆作用 　　“考察古今权力现象和权力界说，权力实际是一种具有支配性力量的社会资源。”[1]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就是要规范权力的运行，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和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既要搭建笼子，也要调整不稳定的社会结构，遏制改革扭曲机制的形成，同时撬动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培育新生的社会力量。法治建设正是整合权力、权利、道德和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2]，完成这一使命的历史性杠杆。 　　目前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矛盾冲突是发展中的利益矛盾冲突。“好的制度是能够容忍矛盾、容忍冲突的制度。”[3]而共识的形成、利益的调处需要法治建设这一杠杆总效用的发挥。 　　培育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空间是社会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在现有格局下，只有通过法治对权力的约束，才能使其不致膨胀而占有全部资源，戕害稚嫩的社会组织生长，挤压其宝贵的成长空间；只有通过法治建设和法治意识的培养，才能区分国家与社会，在价值层面回归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发展的人的联合体”①。若使社会由不稳定的洋葱型转向稳定的橄榄型，必须疏通社会的阶层流动渠道，唯有通过法治方式实现教育公平，保障弱势群体。实现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有效方式，目前实现教育公平的最大障碍是教育资源的相对稀缺，未来必须在增加供给方面有所突破。 　　法治建设是建立公正的利益协调机制、恢复社会秩序理性平衡的有效方式。 　　矛盾既是事物发展的必要动力，也是社会秩序生成的根本。[4]调处矛盾，促进公平正义是司法的追求，而社会矛盾调控体系和矛盾排解渠道的构筑需要实现公平、效率统一，风险责任合理分配；根据社会冲突理论，“法律所能化解的社会冲突是有限的，同时，一定限度内社会冲突有利于法律自身的完善，法律化解社会冲突的关键在于法律疏导机制与法治国家的建立。”[5] 　　社会学学者孙立平认为，需要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再建立一个相应的利益均衡机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包括“信息获得机制、要求表达机制、利益要求凝聚和提炼机制、施加压力机制、利益协商机制、矛盾调解和仲裁机制。”[6]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国家这一杠杆若要发挥作用，还需要坚强的支点、合理的力臂以及动力和阻力的平衡。 　　二、规范权力运行的支点：从治民到民治 　　法律化解社会冲突的关键在于法律疏导机制与法治国家的建立，从力学角度讲，杠杆若要发挥作用，首先要选好支点，正如阿基米德所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地球。 　　（一）民治的能力建设：意识培养与组织培育 　　“美国19世纪法典化运动的倡导者菲尔德曾经认为，只要有十分通俗和简明、能够被人民阅读和理解的法典，人们对法律就可能认同甚至信仰。但是，美国其他学者认为这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7]法律的认同或信仰需要经年累月的教育与实践，法治意识只有融入生活，才能融入大脑。 　　规则意识是与法治这种生活方式相伴而生的，是可以通过教育后天培养的，更是且只能通过不断的实践和传承固定下来的。因此，当代中国转型期的实践往往使各种信仰走向多元，许多行为开始失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造成了不尊法、不信法、不守法的恶性循环。同时决策者以及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等法律共同体的法律意识不足、率先违法，特权盛行、潜规则大行其道，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从城市中的交通状况就可见一斑。然而，辩证地看待规则意识的缺失，正如看待历史转型时期的“礼崩乐坏”，其意识的缺失正意味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根据张伟仁先生的研究，我国历史上并非涉及个人权利的民事法律制度缺失，而是通过礼的形式广泛而精确地调整着社会的运行，就此观之，中国社会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恢复规则意识。同时通过经济生活不断实践现代法治理念，通过法学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寄希望于未来。“与单纯的法制教育不同，法治教育不是教育民众盲目、被动地服从法律，也非使其知晓法律内容，而是教育其如何尊重法的权威，运用法律捍卫自身权利，主动参与法律监督，抵制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